第四，数字技术、海量大数据不断地一次次无约束的野蛮利用都将使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个人隐私安全等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具有垄断性的头部数字技术的公司、资本需要接受国家的规训，商业型、金融型、平台型的数字化垄断企业是如此，技术型的数字企业若具有垄断性，最终也要自觉接受国家的规训。我们要在数字企业的野蛮创新、开疆拓土与国家安全之间加以统筹、协调。
第五，数字、互联网是没有历史纵深的，但在中国，在“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意义上的中国，数字、互联网既不能不懂政治，也不能没有历史的纵深。这不仅是对头部数字、互联网企业而言，而也应该是对于广大的互联网从业者而言，也是对于互联网思维长大的年轻人而言。他们都需要在中国历史的纵深以及文明意识中克服互联网“荡而不返”的偏至，中国历史将展示其在现代前所未有的的丰富性，当然此所谓中国历史不是豆丁之学，而是中国历史传统中贯穿的文明意识、文明原理。
三、中国文明意识下政治对于数字技术、资本的利用与规训
中国文明的文明原理对于政治与商业、资本的关系，是以政治为主轴，商业、资本围绕着政治，这是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上能成为唯一连续未断裂文明的关键所在。政治在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对于权力的极度不信任，政治之为政治乃是要处理“群”的全体凝聚的根本问题，政治意味着国家、民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业、资本的特性则是追逐部分人、少数人的利益，也是相对短期的可见利益，而不可能如国家一样追求百年甚至数百年的长远利益。今天中国对于数字技术资本的利用与规训，应该在根本上理解成是对于中国文明意识自觉的激发。
西方文明以商业、资本为主轴，政治围绕着资本，这样才能理解美国跨国企业、欧洲老家族资本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这在根本上乃是欧洲封建社会、贵族社会在现代之顽固残留。根源于中国文明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绝不容许中国出现美国式的数字技术资本私人垄断帝国。欧洲与美国有所区分，欧洲提出向美国的数字垄断巨头征收数字税，这不止是国家竞争的需要，也是欧洲的社会主义传统的残留。
党和政府清醒意识到需要对于数字技术垄断企业加以合理的规训，这也要成为企业家的思想自觉，而这在根本上是要深刻理解我们的文明传统。两千年前汉武帝时，商人虽曾一时之盛，但为了中国文明的延续，商业、资本不能控制政治而通吃天下、影响社会的安定，政治对于商业是在利用的同时要有能力加以规训，汉武帝及其后已对此做出了历史选择，这是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所在。
在数字文明时代回到历史的中国，是要意识到走国际化的中国数字化头部企业不能发展成为欧美式的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跨国资本主义。今天在新的全球化的新历史形势下，需要深刻理解数字文明时代的新技术与新资本，需要重新思考过往“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所具有的部分新意涵。
国家深刻意识到数字化、互联网下的新的组织、动员方向的转变，互联网的战争是一场只能打赢而不能失败的战争。欧美的跨国数字技术垄断帝国是将科技、资本、媒体直至与政治完全打通而通吃，中国开始出现类似的苗头，一些互联网垄断企业在结合数字技术、资本的同时，也通过进入数字媒体来最大地发挥数字的联通性，从而隐秘、不为人觉察地影响政治，从而固化其技术、资本的垄断性。垄断企业自身发展出的数字媒体是数字文明时代的软性的笔杆子，“履霜坚冰至”，对此不能不有所意识。
四、“风土人情”所具有的文明意义：回到中国文明“人与大地”的关系
中国文明过往是一种农业大国文明，它所具有的“天人相应”文明原理天然地具有整体、循环的思维方式，这在工业文明时代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的，而在数字文明时代则将重新空前地激发其内在的活力。“天人相应”中最直接的是人与土地、大地、陆地的紧密一体关系，与大地相应的“风土人情”具有文明意涵。
1、东西南北中：区域经济全体贯通、循环的整体新发展
说到区域经济，人们一般不会去联想到其中的人与大地的关系，这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区别所在，我们已相对远离了农业文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对于五方之地气及其运行有着敏锐的感知。
就2021年的区域发展而言，面向海洋、辐射海洋而打通内外循环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湾区无疑是最具创新活力。粤港澳大湾区已破题，长三角湾区的一体化则将赋予国家大战略的新使命，将以长三角的畅通循环来促进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长三角除了最为宝贵的人才优势，更有蕴蓄人才的作为底层结构的明清以来礼乐教化的文教、风化之深厚积累。
中国文明的原理要求中国东南西北中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全体贯通、循环，而不是局部、片面的区域发展。在中国东南西北中的区域发展中，各大重要城市群如中医所说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一样，无疑具有区域经济内外循环的带动、协调、辐射作用。五脏六腑的气血贯通是为了气化，要有要能“化”的能力。一有不通则影响气化，在此意义上，也才同样能理解“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四个全面”所具有的全体贯通、循环之意义。
除了东部沿海两大湾区的加速高质量发展幷与京津冀形成一线的联动之外，还有中国广大的大西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在2021年将进入破题，西安的战略位置将得到提升，西安依托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以及电子科技大学的人才优势，在发展具有战略科技意义的军民融合以及数字经济方面，将在西部与成都、重庆共同构成西三角战略的互相支撑。
西南的成都、重庆所构成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也在寻求破题。西安与成都、重庆将分别辐射、带动西北、西南的发展，同时也分别向中国周边国家的西向、南向辐射，成为西部内陆开放高地，幷在共同形成大西部的循环时，与东部沿海形成东西、海陆的大循环。
处于东、西部之间的中部6省与长江经济带交集而有中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4省城市群的区域合作。如何同时做好“大保护”与“大创新”，尤其是“大创新”，更是不容易答好的题。而中部另外2省，同时也是居于北方的河南、山西，联系着中国文明的起源，而其发展的难度较之南方的长江经济带的中部四省无疑更大。
同样有难度的是北方的东北三省的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东北三省中以吉林的“数字吉林”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与国家粮食安全的二者同时幷举，正在试图尝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东北不少人口的南下是一个问题，但它也同时带来东北的山林、土地的休养生息，这同时也是一个机会。不过最根本的还是软性的因素，除了大家提到比较多的浅层的营商环境问题，更根本的是东北广大民众自身的精气神如何能够调动、激发，这是根本的内在动力所在，国家战略根本上也离不开此种激发。
2、生态与“国土空间”的自觉
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以中国文明原理而言，有可见与不可见、隐与显、先天与后天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秦岭、祁连山生态破坏做出批示，之后视察秦岭、祁连山的生态恢复，以及视察长江经济带中部城市，视察浙江、东北等全国各地时，都有对于山川河流生态的极端重视。中国传统文明重视山川形胜，所谓风水，也是生态保护下的天地山川河流保持大循环而不会出现不通。今天北方的大城市要求留出大风口，正是重新理解中国文明传统的天人相应的智慧。秦岭、祁连山等中国各地的山川形胜更有先天之场的意义，对于这些具有中医思维经脉贯通意义上重要自然山川的保护，其意义更不亚于考古文物之保护。2021年，中国将更具有地上、地下、海上、海底等“国土空间”全面性保护、统筹的自觉，这不是纯粹技术的问题，而具有文明意识之意义。
为着生态保护的永续性，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接入国家电网已不存在之前的不稳定等技术问题，关键是之前国家电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成本投入核算问题，所以这是利益问题，在这方面国家可以平衡、协调。而国家电网、中石油、中海油等也在为迎接新能源的更大替代性做未雨绸缪的准备。继核能之后，氢能将是未来新能源的新选择，技术突破达到商业化也在加速。
3、回到中国文明的风化、诗教传统：自觉整顿文艺之娱乐、恶俗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养人，好山好水润人，而后则有孔子所强调的“富而好礼”的育人之教化。传统所谓“风化”，也与风土关联。中国文明传统之治理最重“正人心厚风俗”，2021年将开始在“文化强国”上自觉追求，文化强国之宗旨与标准不是文化产业，而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的内聚力。
中国文明向来有重视“诗教”的传统，诗教作用于人心、性情，人心、性情乃是政教之最精微者。2021年，中国对于文艺的风化功能将有更自觉的认识。文艺不能充斥娱乐、恶俗，娱乐、恶俗在日常生活中坏世道人心而不易察觉，需要加以自觉的整顿。
对于人心、性情之善的感发、激发，乃是精微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之道术所在，这也是回到历史的中国的文明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所在。
4、乡村振兴打通城乡之间的文明体循环：农村新基建将给中国带来未来百年红利
2020年扶贫完成后，2021年乡村振兴在后扶贫时代将具有打通城乡循环的功能。
乡村振兴将与数字化有更深度的结合，新基建不仅在城市，还应该包括广大的乡村。广大农村的新基建将是五十年代农田水利建设的升级，高标准农田建设也需要自觉地与农田的新基建充分结合。这样就能达到数字技术的精准化与中国农业文明传统的精细化的新的契合，而真正意义上的有机农业藉助数字化的技术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目前浙江、广东两省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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