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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台湾革命同盟会成员发表的部分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文章 |
中评社╱题：“《开罗宣言》发表前美国策划‘台湾国际共管论’破产的考察” 作者：吴琳琳（厦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国际传播中心研究员；胡月潘（厦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摘要】1942年8月，美国《幸福》《时代》《生活》三大杂志公开提出“台湾国际共管论”观点，引发中美之间一场舆论斗争。中华民族各界一致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主张二战后应将台湾交还中国。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根据《大西洋宪章》规定，从美国根本利益出发，最终选择支持中华民族立场。美国保守势力策划并得到英国赞同的“台湾国际共管论”胎死腹中。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每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实力决定外交政策，“台独”势力希望藉外国势力庇护“谋独”，是不可能的。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台湾光复80周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1〕在《开罗宣言》发表前，中美之间关于台湾前途爆发了一场舆论斗争。美国知名媒体提出二战后“国际共管”台湾，企图将台湾纳入美国计划的防御体系，主要置于美国控制之下，不允许台湾回归中国。英国对美国舆论界这一立场也表示赞同，并加以利用。中华民族各界明确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主张二战后应将台湾归还中国。美国政府经过利害得失的衡量，最终选择支持中华民族的立场，中华民族取得了这场舆论斗争的胜利。
一、“台湾国际共管论”出现及其原因
二次大战期间，1942年上半年美国海军秘密研究进攻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当时台湾仍然是日本的殖民地，同盟国军队占领台湾后，台湾将重新面临主权归属问题。1942年7月31日，美国国防部军事情报总部负责远东情报收集的柯乔治（George H. Kerr）提交一份备忘录，这是一份正式的公文，作为美国军事部门内部讨论的资料。柯乔治认为“这个海岛具有潜在的重要战略位置，不能将它简单作为一个最近被日军所占领的中国普通省份对待。历史上早就指出台湾在西太平洋边缘的军事战略重要性了，台湾资源和工业发展远胜中国大陆诸省，如此重要，不容我们轻易将台湾交给中国人控制”。〔2〕显然，柯乔治是觊觎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资源，从美国利益出发，不愿将台湾交还中国。柯乔治提出，二战后应由同盟国联军临时托管台湾，在托管期间台湾人民可以准备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他们的最后政治命运。〔3〕
1942年美国当时著名的《幸福》《时代》《生活》三大杂志的编辑们，共同组成一个关于战后和平方案问题的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附随1942年8月份《幸福》杂志，发行了一本《太平洋关系》小册子，这个委员会在这本小册子中提议：二战结束后，以一向点缀着横越太平洋商务航线的岛群为基地，建造一条横跨太平洋的防御带，防止日本等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以保护菲律宾、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南部沿海地区。这条防御带由夏威夷向西，经中途岛、威克岛、一次大战后由日本代管的一些太平洋小岛、琉球、小笠原群岛，直到台湾。其中，台湾是最适当的停泊站。这个提议宣称：“为了尊重中国的优越的利益，台湾应该划在中国关税和金融系统之中，但是因为联合国需要以它为一大根据地，所以把它划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似乎不妥，虽然有一个联合国政府执掌台湾的外交、军事，以及联合国的安全事项，但台湾的中国人民则享有完全自治，包括一切在日本统治下他们被剥夺了的民权与自由。由于台湾的国际地位的性质，在任何可以预见的未来时日中，它的居民不可以要求独立主权，也不投票加入中华民国。”〔4〕美国舆论界这一主张，比柯乔治的观点更进一步，主张二战后要将台湾的主权永久地归于未知。
《幸福》《时代》《生活》三大杂志均属于亨利·鲁斯（Henry Luce ）创办的托拉斯企业——时代出版公司。亨利·鲁斯在政治上持保守主义立场。柯乔治的“台湾托管论”主张，只是美国政府内部建议，一般人并不瞭解。但《幸福》《时代》《生活》三大杂志二战后“国际共管”台湾的提议，却是公开的政策建议，并做了广泛宣传，在美国、中国等许多国家引起关注。三大杂志所提议的“台湾国际共管论”是否受柯乔治所主张的“台湾托管论”影响，本文没有收集到直接证据。但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美国政府内的一些观点经常被媒体获悉，则完全存在“台湾国际共管论”受“台湾托管论”引发的可能性。
显然，美国舆论界是基于台湾的重要战略位置和资源，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提出“台湾国际共管论”观点。
二、中华民族各界坚决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
（一）中国共产党批驳“台湾国际共管论”
1936年7月16日 ，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与美国记者爱德格·斯诺（Edgar Snow）谈话时，就明确表示：“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 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5〕
“台湾国际共管论”观点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后，遭到中华民族各界共同反对。李纯青是台湾台北人，193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二战时期著名记者，长期在《大公报》撰写社评和专论。1943年1月7日，李纯青撰写的社评《中国必须收复台湾 ——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刊登在《大公报》显着位置。这篇社评以台湾主要由中国人开发、台湾人主要是中国人、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事实和《大西洋宪章》为依据，指出战后“中国必收复台湾，言情喻理，皆不应把台湾与中国分离，盟国之中如有人作此想头，必受中国人的强烈反对”。〔6〕这篇社评不但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而且引起美国三大杂志战后问题研究组主任吉瑟浦（John K. Jessup）关注，他特意为《大公报》撰写《美国的战后设计》一文，阐述“台湾国际共管论”立场，主要观点是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足以压倒台湾的民族自决权问题。1943年5月15日，《大公报》刊登吉瑟浦这篇文章的中文译文，同日再次刊登李纯青撰写的另一篇社评《再论关于台湾问题——读“美国的战后设计”》，这篇社评认为不能因为台湾、朝鲜的地理位置重要就将它们排除在《大西洋宪章》适用范围之外，防止日本再次侵略的关键是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需要把领土主权问题和利用领土防御的问题分开。〔7〕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导了《大公报》这场论战，李纯青撰写的《大公报》台湾问题社评在国内外都产生很大影响。〔8〕
1943年1月24日和25日，中共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连载总编辑章汉夫的文章《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孤立思想的演进》，对美国舆论界提出的二战后应将中国东北划归苏联和“台湾国际共管论”的观点进行批判：“这些谬论完全无视和忽视东北四省及台湾和中国的历史关系，不知道这些地方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被日寇武装占领和奴役的。如果在战后还要它们脱离祖国，那完全是破坏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9〕同时，文章准确指出，“台湾国际共管论”属于美国人中的孤立主义外交思想，它与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所代表的民主联合外交思想相矛盾。对“台湾国际共管论”等观点进行批驳，应该把它们和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外交政策分开。
1943年6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台湾，回到祖国来！》的社论，强调“国外有少数不明历史发展，不顾实际情况，而抱有帝国主义思想的人们，曾经叫嚣一时，要将台湾从中国的母体割裂出来，高谈国际共管的谬误措置，实不值识者一笑。而且，台湾的前途，有大西洋宪章为最高原则，台湾的命运，决之于中国的抗战，台人的努力和各国人民对民族自决的尊重与遵守。因此我们不必与持谬见者争辩不休，而应该用最大的力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10〕这篇社论不但批驳“台湾国际共管论”，而且准确指出影响战后台湾地位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当时虽然不是执政党，但它在台湾问题上的准确战略判断却具有指引作用。
另外需要指出，中国共产党宣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中华民族各界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奠定了政治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各界一致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奠定了政治基础。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确定正确策略方面，对抗日战争胜利贡献突出。例如，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一文，就准确地判断了中国的抗日过程。1941年2月，日本长期驻华记者波多野乾一在《红色中国的究明》一书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煮不烂、烤不熟、吞不下的”，“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战线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11〕正是基于这场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国收复了东北四省和台湾等被侵占的领土。
（二）与中共联系密切的台湾革命同盟会展开各种形式的舆论斗争
台湾革命同盟会是大陆的台胞最大抗日组织。中国共产党支持台籍志士的抗日活动。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如谢南光、宋斐如、李友邦等人或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或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联系，接受指导。
这一时期，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如谢南光、李友邦、宋斐如、刘启光等人，也都纷纷撰文，藉助重庆的各大报纸，以及台湾革命同盟会自己编印的各类书刊、报纸，将台湾革命团体坚决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的声音传播到国内外舆论界，表明了身为台湾人对于祖国光复台湾的坚定支持立场。如表1所示。
［表1：台湾革命同盟会成员发表的部分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文章］
1943年1月20日，台湾革命同盟会授权下辖的台湾革命青年团与闽粤台湾归侨协会“为战后台湾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战后将台湾划归国际共管，特代表六百万台民，拥戴中央，策动光复”。〔12〕1943年4月17日，时值《马关条约》签订四十八周年的纪念日，台湾革命同盟会特别藉此纪念日机会，举行大会，为收复台湾扩大宣传，“发表宣言反对国际共管，阐明台湾人之态度，以纠正国际上之谬论” 。〔13〕1943年6月17日，即台湾沦陷48周年纪念日，台湾革命同盟会继续开展宣传活动，指责“台湾国际共管论”，“事实上乃帝国主义残留形式，违背大西洋宪章，无视公理与正义”，并再度向国内外表明回归祖国的坚定信念。〔14〕
台湾革命同盟会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也基本代表当时台湾真实民意。1937年中日全面爆发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一个内部调查显示：大多数台湾人仍视中国为祖国，希望中国获胜、日本战败、台湾回归中国。〔15〕
（三）国民党政府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
面对美国舆论界提出的“台湾国际共管论”，当时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积极应对，坚决反对。
1942年8月美国三大杂志起草的《太平洋关系》一文在美国刊发，因为相距中国遥远，并且语言阻隔，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多数中国人无从得知“台湾国际共管论”观点。最早发表文章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的中国人是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周鲠生教授。周鲠生教授是著名政治学者、武汉大学校长，当时受国民党政府委派旅居美国，协助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处理外交事务。针对《太平洋关系》一文，周鲠生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撰写了一篇英文论文<THE PACIFIC AFTER THE WAR>（《战后的太平洋》），发表在1942年10月1日出版的美国著名国际事务类杂志《外交》上。在这篇论文中，周鲠生提出：防止日本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唯一有效方法是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战后应将台湾无条件交还中国。〔16〕鉴于周鲠生当时的地位，他这篇论文的内容应该事先征得了国民党政府的同意。
1942年10月6日，蒋介石与访问重庆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会面时，告诉威尔基：战后东北四省和台湾必须返还中国。〔17〕为了取得美国支持，蒋介石表示愿意战后开放旅顺军港和台湾一些港口供美军共同使用。
1942年11月3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明确声明：二战后，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朝鲜必须独立。〔18〕记者招待会召开后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刊登宋子文这一谈话，同时开始连载美国三大杂志《太平洋关系》的译文全文，同月23日刊完。国民党政府这种安排，清楚表明其反对《太平洋关系》中提议的“台湾国际共管论”观点。
太平洋国际学会是当时有声望的国际研究机构，1942年12月在加拿大蒙特朗布朗举办第八届会议。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举办的第一次会议，多国政府都很重视，派出重要人物参加。在这次会议中，英国代表提出二战后应将香港和台湾设为国际安全基地，明显赞成“台湾国际共管论”观点；而中国代表团则强调中国各领土的归还应为无条件的，不愿单独讨论以任何中国领土作为安全基地，当时中国代表团的观点得到多国代表支持。〔19〕
1943年1月1日，元旦当天，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同时在《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新华日报》《大公报（重庆版）》《益世报（重庆版）》刊登文章《关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危险思想》，批判美国舆论界出现的二战后应将中国东北划归苏联和“台湾国际共管论”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违反公平、合理基本原则，若付诸实践，有在将来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二战后应该将东北四省和台湾归还中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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