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光复时期浙籍人士对台湾社会接管改造的历史考察 作者：李涛（北京），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后、海峡两岸乡建乡创发展研究院特聘专家＼硕士生导师；周炜博（杭州），浙江行政学院“文化浙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要】台湾光复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台湾回归祖国怀抱。自古以来，浙江与台湾地缘相近、交往密切，抗战期间，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曾在浙江金华英勇奋战，于血火淬炼中深化了浙台两岸的血脉联结。台湾光复以后，浙籍人士前仆后继奔赴宝岛，参与社会的接管与改造，通过变革台湾经济体系、调整台湾大学教学模式、改良社会语言习惯等诸多举措，促进了台湾整体经济重建和文化回归。历史证明，浙籍人士与台湾同胞双向奔赴的抗战情谊是重塑台湾社会整体面貌的重要推力，也是推进两岸文脉联结、国家统一进程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光复。浙江绍兴人陈仪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率领大批浙籍官员和技术人员渡海抵台，统筹规划幷主导台湾行政、经济、教育与文化的接管与改造。在此期间，浙籍人士凭藉地缘优势、人脉资历与行政经验，迅速成为台湾社会转型的核心力量。光复时期浙籍人士对台湾社会的接管改造，不仅是国家领土主权的重大恢复，也是中华民族反抗殖民统治的胜利标志，更是浙台两岸手足亲情的历史见证。在此过程中，浙籍人士以高度的使命感、强烈的责任感投身于台湾社会的重建，通过接管台湾大学和推动文化、经济的双重回归，为两岸同胞在同心同向中的血脉重续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模范。当然，由于国民政府的局限性，诸多方式和举措也同样存在一定问题，不可避免延滞了台湾社会的总体进步。综合而言，研究分析浙籍人士在台湾社会接管改造中发挥的历史作用，可为光复时期的台湾研究和两岸统一的当代思考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地缘相连：浙台亲缘及抗战烽火中的双向奔赴
浙江与台湾自古以来便有着深厚的历史与地缘联系。清初之际，浙籍将领姚启圣协助朝廷平定郑氏政权，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正式纳入中央版图奠定基础。近代以来，浙江作为辛亥革命策源地，绍兴人士陶成章、徐锡麟等广泛参与光复会等爱国组织活动，幷积极与台湾义士合作，共同反对清廷暴政与日本殖民统治，不断推动台湾文化心向祖国；台湾爱国诗人连横在杭州期间筹备上书北京，申请恢复国籍、修撰台湾通史，以“台湾复为中国有”〔1〕之气魄为两岸同胞留下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台湾史。抗战时期，两岸同胞更是在民族大义之中实现了战争烽火中的双向奔赴。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中共浙江省委协助台湾爱国人士李友邦在金华组织成立的台湾义勇队。这些亲缘不仅奠定了光复以后浙籍人士主导台湾接管的深层基础，同时也勾勒了浙台两岸联手抗战的历史图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先后有五万多台湾同胞陆续加入抗战行列，其中李友邦领导下的“台湾义勇队”尤其突出。李友邦认为：欲救台湾，必先救国；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于中国抗战的胜利，幷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2〕的口号。在浙活动期间，义勇队帮助抗战部队成功破译了日军密电，还组建了抗战时期全国最著名的一个儿童抗敌团体——台湾少年团。这些军事活动、文化宣传深刻地激发、坚定了前线将士的抗战士气与后方民众的必胜信念。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李友邦从崇安带回的第一批台胞（1939年1月）虽仅有30余人，但其中却包括了6名儿童。当时，这群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只有15岁，最小的不到9岁。他们“年纪虽小、报国志大”的抗战热情深刻影响了浙江人民，中共地下党员朱枫（浙江镇海人）也鼓励刚满10岁的女儿朱倬（后名“朱晓枫”）加入了台湾少年团。义勇队成员在战争后方也同样成为浙江人民的亲密良友。在李友邦的帮助下，浙江金华开设了第一家台湾医院，浙江衢州、兰溪，福建建阳也相继成立了三家医院。其中，军人、出征人员家属及贫苦民众就医，一律免费。由此，义勇队的医生们被战士和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台湾医生”。同时，台湾义勇队还协助浙江省政府恢复和设立樟脑制造厂和药品生产，以供给用于交通运输的樟脑油和疟疾丸等战场急需药品。
实质上，台湾义勇队与中共各级组织秘密保持着联系。早在义勇队的筹建阶段，朱枫就曾帮助李友邦开展组织工作，祖籍浙江绍兴的周恩来对其在浙活动也大力支持。在国民党尚未正式承认其合法性前，周恩来秉持“民族”和“抗战”两条方针，委派浙江人张毕来、邵荃麟等协助工作，幷最终帮助台湾义勇队得到国民党官方的正式批准。遗憾的是，国民党顽固派无法容忍这支“异己”抗日力量，李友邦也最终于1952年4月21日以“包庇匪谍”“勾结共党”的罪名被枪杀在台北。〔3〕李友邦曾多次向骆耕漠（浙江于潜，今临安人）表达争取入党的意愿。但出于局势的考虑，周恩来认为像李友邦这样特殊的对象，应引导他们理解到，暂时在党外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比到党内更有利于革命的总体发展。经过骆耕漠的多次转述与开导，李友邦最终体悟了党组织对他的良苦用心，决意要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4〕
在浙期间，浙江人民对于义勇队的艰辛抗战同样予以热情支持。他们不仅在物资上提供援助，还通过宣传和组织活动表达对台湾同胞抗战事业的关心。这种战友情谊不仅体现了民族团结的力量，也为光复后浙籍人士参与台湾接管改造提供了情感与道义上的基础。
1943年11月，《开罗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开始筹备台湾的接收工作。1944年4月17日，蒋介石在中央设计局辖下成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作为研究收复台湾的职能机构，幷任命陈仪（浙江绍兴人）为主任委员。8月，蒋介石继而提出，关于台湾收复的准备工作，“应先从训练与储备干部着手……以适应将来建设之需要”〔5〕，幷指令陈仪、陈果夫（浙江湖州人）等共同筹划。陈仪随即着手组织人才培训，成立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选拔来自各领域的优秀青年，重点培养其政治、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实务能力。其中第一期台干班（1944年12月25日—1945年4月23日）中计有浙籍学员7人〔6〕。与此同时，陈仪还组织了对台湾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力求全面掌握台湾的实际情况，为顺利接收奠定基础。这一系列准备工作体现了在陈仪领导下台湾调查委员会对收复台湾的高度重视和运筹决心。在一切基本工作准备妥当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即将在台湾社会拉开序幕。
二、渡海传薪：浙籍人士对台湾社会的全面接管与改造
1945年8月29日，陈仪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次日，陈仪任命葛敬恩（浙江嘉兴人）为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赵乃传（浙江杭州人）为教育处处长、胡福相（浙江宁海人）为警务处长等辅佐事务，率领大批浙籍官员渡海入岛，推动台湾行政、经济与文化的中国化改造。一时间，大批浙籍能人志士抵达宝岛开展光复后的接收与改造工作。
陈仪在接管台湾初期，整体工作是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的，极少出现混乱现象，保持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公营资产的维护，为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留下了珍贵的资产”〔7〕。在陈仪的施政规划中，经济改造是接管的核心工作，因此，他主导幷开展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以期实现货币的稳定与独立。由于台湾经济长期受到各种外来货币的影响，因此，陈仪在如何力促台湾金融自主的问题上付出了很大心血，“我们作为把舵的人，决不能让这条船沉下去”〔8〕。有鉴于台湾经济的特殊性，他曾向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指出：“台湾金融问题，弟到台后体察实际情形，深觉发行（流通券）必须由台湾银行办理，方能适应机宜，控制物价，安定人心……中央银行此刻决不宜来台设行，致与台湾银行发生竞争，使弟无法控制，以致通货膨胀，币制混乱，物价高涨，人心动摇。”〔9〕尽管在金融控制权上，行政院财政部与其有所争执，但最终国民政府还是批准了陈仪的提议。实践证明，正是在陈仪的力争下，台湾才得以确立独立的货币金融管理体系，彻底破除了日本割占台湾期间形成的资本隐患。这也一定程度上使得台湾民众在战争环境中保持了较好的生活水平。当第二年大陆物价指数飙涨396%时，台湾仅以114%的涨幅维系着台胞的日常消费，未受较大冲击。
此间全岛文化与教育的改造同样由浙籍人士承担。行政公署执行的“再中国化”政策强调民族意识与心理建设的双重重要性，陈仪倡导要首先祛除“皇民”毒素，传承中华文化血脉。〔10〕陈仪认为：“台湾经过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多数人说的是日本话，看的是日本书，国语固然不懂，国文一样不通，对于世界与中国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主要工作，是心理改造。”〔11〕因此，他在1946年庆祝元旦的仪式上宣布，以政治、心理、经济三大建设为施政核心。他高度重视民众“心理改造”。同时，他反复强调：“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语言方案须先改造。”〔12〕考虑到语言只是思想文化的一种载体，要传承华夏文化，促使祖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精华在台湾人民中传播和根植，必须进行语言文字方面的重新建设。1946年1月9日，陈仪宣布台湾全省进行教育改革，基本方针是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加强国文、国语教育，禁止在学校用日语进行教学。同时，他邀请文学大家许寿裳（浙江绍兴人）翻译各类外国名著，幷准备筹办翻译馆。这些举措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
除却陈仪作为行政长官主导台湾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改造以外，以学者罗宗洛（浙江台州人）为代表的浙籍知识分子接收台湾大学也是浙籍人士对台改造的典型成功范例。在台湾社会的诸多改革中，教育领域的改革可以说是尤为重要。因为其接管与改造不仅是教育重建的核心内容，也深刻影响着台湾的社会发展与文化回归。台湾大学作为台湾光复前唯一的高等学府，经受日本殖民主义影响，鲜有台籍人士充任高级教职，管理职位更无权问津，在校学生亦多被灌输“差别教育”。台湾光复后，“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13〕。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浙江湖州人）委派罗宗洛负责接收台大。根据朱家骅交代的“接收－维持－改造”三点方针，即一要完整接收、避免损失；二要维持不停课，可暂留日籍教师任教；三要在求得稳定之后逐渐按中国大学规章进行国立化改造〔14〕。罗宗洛抵达台湾后，立即领导教育部台湾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即大学接收委员会）开展工作，幷于10月25日举行了对台大的接收仪式。罗宗洛寄语全体师生：“大学的目的在于真理之探求，为人群谋福利。世界各国大学之制度，容有不同，然其理想则一……台北大学虽以台北得名，然非台湾之大学，乃中国之大学，吾人必须努力，使成为世界之大学。”〔15〕为此，在教学管理上，他引入不少大陆高校的先进经验，聘请了多位浙籍学者，如陈建功（浙江绍兴人）、苏步青（浙江温州人）等赴台任教，充实师资力量，提升了台大的学术水平。同时，大刀阔斧调整课程设置，依照中国学制，分设系、科，各“学部”改称“学院”，幷将文政学部划分为文学院及法学院，增加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内容；再加上理、医、工、农共6个学院，设22系。〔16〕通过这些努力，台大逐渐摆脱殖民教育的痕迹，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阵地。
总体上看，在罗宗洛担任台大代理校长的十个月光景里，台湾各界人士对其工作大为赞叹，幷作了“国民党接管台湾以来，台湾大学是最完整的，最清廉的，最出色的”〔17〕极高评价。
三、前仆后继：光复后浙籍人士继续建设宝岛
1945年台湾完成基本转型后，浙籍人士幷未停止奔赴宝岛。光复后期，台湾社会在“二二八”事件与国共内战的影响下动荡加剧。陈仪主导的台湾公署在行政模式上虽引发省籍冲突，但浙籍人士幷未因冲突而全面退场，而是通过人事调整与持续迁入，继续参与台湾的稳定与重建中。这一阶段，浙籍精英群体的活动体现了从行政主导向多元融合的转型。他们尽管面临本土阻力，但仍继续在台任职，推动行政改革，为台湾社会转型提供了基本支撑。
1947年8月，许寿裳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在他的努力下，原编译馆的周学普（浙江嵊州人）等文教势力转入台大扩充、改进文学院。据学生回忆：“一学期过后再回到学校，发现整个楼全成了中文系的研究室”〔18〕，学术进步非常之大。1948年许寿裳辞世后，曾为鲁迅好友的台静农接任中文系主任，先后邀聘戴军仁（浙江宁波人）等为教授。在学风上，他在力避来自官方政治干预的同时，专意培养独立思考精神和学术自由风气，一扫中文系的保守作风。在他执掌中文系的20年里，从系务筹划、师资聘任，乃至课程设置、提携后辈等诸多方面，隐约可见到“五四”后的北大风范。他严谨的治学风格、宽厚的待人原则与执着的人生追求，影响了台湾一代学人。台湾学界赞誉他：“学问、襟抱、道德、文章，犹令后学敬仰。”〔19〕在台湾光复后的五年间，台湾的教育环境总体上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在保持学校数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学生数和教师数逐年提升。至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师生数量几近光复前的3倍，成功促进了台湾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中国化、现代化。
据史料记载，从1946年1月到1947年5月7日，在《台湾新生报》上报道的各种有关国语讲习会的消息，共有173次，其中国语比赛就有45次之多。〔20〕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为标志，一场影响广泛、涉及全社会的国语推广运动全面开展。然而，受“二二八”事件影响，台湾民众的民族感情受到了一定的消解，国语普及也因而遭受一定的阻挠。1948年8月15日至9月18日，教育大家郑晓沧（浙江海宁人）受台湾省政府之邀专赴宝岛考察教育。针对台湾语言方面的类似问题，他提出“推行中国国语是台湾祖国化的最基本条件”〔21〕。国语推行委员会充分响应郑晓沧的建议，加大宣传力度、组织规模，强力推动国语推广运动。在官方与民众两者幷行、互相呼应的合力下，台湾推广国语蔚然成风。这不仅对消除日据时期殖民统治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为新知识的接受和传播起到了先导作用，也为台湾各级各类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创造了先决条件。在台湾考察期间，省教育厅厅长许恪士多次邀请郑晓沧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后名师大）任教。尽管郑晓沧最终因身体及气候原因未能赴台就任，但“介绍不少浙大教育系毕业生去担任台湾师范学校的教师，后来都成了‘教师之宝’。他们为台湾当局先是发展中师教育，继而发展高师教育，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2〕
总体而言，光复后期浙籍人士的活动从主导转向辅助，体现了适应本土需求的调适努力。尽管“二二八”事件暴露了岛内一定的治理缺陷，但浙籍精英的持续贡献为台湾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省籍心理融合提供了实践范例。通过这些在艰难岁月里坚守精神立场的浙籍知识分子，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峡彼岸得到进一步传播，为台湾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这批浙籍来台文化拓荒者所产生的价值，学者邓孔昭认为：“光复后台湾和整个中国社会的整合虽然只有短短的4年，但这4年在台湾近现代的历史和两岸关系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此后因为国共内战造成的结果，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又处于隔绝的状态，但由于有了这4年，台湾历史和海峡两岸关系史发展的链条就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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