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寻找80年前台湾光复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记忆 作者：汤锦台（台湾），客家台湾史研究会发起人
【摘要】本文聚焦日据时期台湾两个客家家庭的子弟，同样早早地直接拥抱了祖国，在台湾光复后同样作为台湾客家人，成为归乡的游子，但是时代的车轮带来了他（她）们给台湾留下的不同的烙印。作者强调，作为与台湾光复同时走进这个时代场景的人物的最珍贵历史记忆，并不是跟着父母辈走过那段艰苦岁月的追忆，也不是对走出国民党加诸于台湾人民的思想枷锁的心路历程的回溯，而是尝试从当中去找出经历过异族五十年的统治之后，台湾与大陆之间仍然藕断丝连的命运与血脉相连线索的意义。纪念台湾光复八十周年，就是要将两岸命运相连的历史继续谱写下去，也要把两岸客家人血脉相连的历史一直谱写下去。
对从小在台湾苗栗客家乡下成长的我来说，台湾光复是我人生的起点，虽然记忆中对这件大事是一片空白，但对小时父母辈生活的追溯和周边发生事物的追忆与整理，仍旧可以用来对今天台湾的现状作出反思。从国民政府入台后的作为到民间生活的变化及社会的转变，这一切均可作为思考台湾从过去迎向未来的参考。
一、接收初期影响台湾社会治乱的四股力量
1945年日本的投降，对台湾社会而言是划时代的大事。从日本人统治转变到国民政府统治，台湾人民所经历的不仅是主权的回归中国，更有全社会运作机制的又一次巨大调整与转变，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但最大的挑战来自社会如何由乱而治，最后走上统治当局所期待的轨道。当时，有几股力量的互动直接影响社会的治乱。一是国民党党政结构本身；二是台湾社会经历日本五十年的统治以后，基本由地主与佃农两个阶级组成的社会结构，以及代表主导这一结构地主阶级核心的士绅阶层与新萌芽的知识分子群；三是受到国共斗争影响的新觉醒知识分子与社会青年力量；四是日本人政府、商业力量与教育力量撤退后遗留在台湾社会中的庞大物质财富遗产与思想、文化遗毒继承者，这股力量至今仍然继续存在，尤其是在不愿认同中国人身份的一些人群中，后者的影响尤其显着。
在中国历史进程下，战后美国的介入台湾事务及国民党统治力量对光复后台湾社会转型认识的不足，力有未逮，造成其失误连连，最后形成了今天台湾与大陆严重对立的格局。
鉴往知来，完整理解光复后国民党在台湾以代表中国人民名义执政初期的得失经验，将有助于为突破当前的迷障，思考如何从历史的经验切入，以更有效的沟通对话去化解民间存在的心结，从而为重构两岸基层的互信创造更为符合现实的大环境。
本文将以笔者本人从光复那一年起就一直成长生活在北台湾苗栗客家人地区的实际经历为基础，从上述各种力量相互运作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进一步探索台湾那段转型时期的历史记忆及其所带来的变化与影响，期待以此帮助呈现台湾从日本人投降到回归中国人治理初期的更翔实全貌。本文也以廖文毅和林海音两个台湾客家世家子弟及其背后家族的力量为例，说明这一转型时期曾经在大陆生活、工作过的台湾知识分子给后光复时期的台湾带来的巨大影响。
二、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的社会心态
1947年2月底发生的二二八事件，是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在争夺中国命运主导权的大背景下，台湾岛内一些怀疑现状和不满当局的都市小市民阶层对国民党统治愤怒情绪的总爆发。事件过后，不幸曾受过日本教育、与日本人共事过、感恩日本教师或感受过日本警察清廉的士绅或知识分子，对比跟随国民党政府到台军公教人员的行径，心理上出现高度落差，疑“外省人”心态开始蔓延全岛，日久更根深蒂固。
1949年5月20日起进入戒严时期后，岛内政治开始充满肃杀之气，再加上跟随蒋介石到台的部队又大量进驻全岛各地，许多身心无依的士兵或军官持枪强迫所在村庄家庭允许家中年轻女性与其结婚，如稍有不从即以枪弹或手榴弹同归于尽的事件时有所闻，以致由怀疑转化为仇恨“外省人”的社会情绪，更不断加速弥漫。其后虽因戒严和同年（1949）年底征兵制度的实施，使这种省籍对立情绪无法公开爆发，但已深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籍”台湾人心中。这种情绪或心态，是导致后来的“台独”运动拥有足够群众基础的根源，是1988年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得以摆脱传统国民党势力，建立对抗大陆“中国人认同”的“台湾人认同”的群众力量来源。更是从陈水扁、蔡英文到赖清德所代表的民进党能够在台湾历届的大选中获得胜利，并将选民情绪引导至“抗中保台”或“反共护台”，甚至“反中去中”的根本原因。
相对地，国民党从光复至今，在两蒋时代，不管如何在统治后期努力建立在“台湾人”当中的群众基础，并依托“反共”博取“台湾人”的好感，但因其始终无法摆脱“原生外省”标签，在历次选举中依然败多赢少。
从台湾光复后延续下来的这种“反外省”或“排斥外省”心结，在台湾社会中始终存在，阴魂不散，甚至到现在都还被台湾社会的消极力量一再用来作为“去中化”的手段。不从这一根源切入来思考解决两岸困境的解方，其余一切手段，都将效果有限。
三、对台湾北部客家地区的记忆
从清代起，台湾客家地区就一直是台湾的特殊存在。1661年郑成功率2万5千军民撤退台湾，闽西从长汀到永定，许多客家家族随大军迁台，定居台湾南部下淡水溪两侧，与潮州、漳州移台人众混居。但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率漳潮人群发动的反清事件失败后，支持清军平乱的南部六堆（当时南部高雄、屏东地区客家民众自发组成的防御结构）结束了与漳潮方言人群融合相处的局面，由南至北，在多地发展出了以客家为主的移垦区，并在清代经历多次严重的闽粤人群械斗后，形成了今天以台湾北部桃园、新竹和苗栗地区为主的客家核心区，南部高屏闽南人群包围下的分散居住区以及东部花东（花莲-台东）纵谷狭长的客家二次迁徙带为主要聚居区的格局，延续客家在台湾的生存。
朱一贵事件后至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为止的一百多年当中，台湾闽客方言人群间和漳泉同方言人群内部的大小械斗从未稍歇。由此产生的“闽客心结”一直延续到台湾光复后，结合二二八事件带来的“省籍矛盾”，严重制约了战后台湾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从朱一贵事件后，每次民变中就一直与叛乱者对立的客家群体，以义民精神贯穿了他们在台湾的存在，尤其是在甲午战后毅然掀起大规模武装抗日、维护民族气节的义举，以及在抗日战争期间大批客家子弟渡海投入抗战行列的英勇行为，使其成为被仓惶逃台的国民党统治当局视为可赖以化解或平衡省籍矛盾的当然依恃伙伴。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后，正在从二二八的乱局中缓慢复原，为了拉拢台湾民众，试图从多个层面向下生根：
1.在政治层面开放地方自治，满足本地人士参政愿望；吸收地方政治精英入党；广设地方党部民众服务站，掌握地方舆情。
2.在经济层面保留日人留下的农会、渔会、农田水利会等建制，通过掌控地方经济资源和酬佣地方人士巩固地方关系。
3.在文化层面尊重地方信仰与本土意识，但也开放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播，排斥日本宗教信仰。早期并不排斥日本电影和歌曲的下乡与传播，并在积极鼓励本土创作电影与音乐的同时，大力引进西方音乐、艺术和电影。
但是，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也积极布建谍报组织。1945年10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正式在台湾运作，设有20个直辖谍报组，主要针对的对象是潜伏日人与“御用绅士”，至1946年4月日俘、日侨遣送完毕后，直辖谍报组撤销，另在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花莲、台东、澎湖等地设立调查组，以利情报传递。
以后，因应时局的变化，警总历经改造，1949年9月改编为保安司令部，继续在全省重要地点设置情报组，如1956年6月当地人并未察觉的情况下在苗栗设置直属小组。
保安司令部编制在1958年结束，与台湾防卫总司令部、民防司令部等再合编为警备总司令部。此后，直到台湾解严为止，警总一直都是令人色变的单位。
在这些地方建设和谍报布建的基础上，在客家人集中的北部地区，尤其是在苗栗地区，明显可以感受到光复后的一些变化节奏：
1.学校教育“国语”（普通话）教学的快速普及和师资的充裕，即中小学课堂上都是以标准中文教学，师资也都产自本地，家中形成了家长用日语和客家话相互沟通，而子女间可毫无窒碍用中文对话的场面。
2.1949年左右大量军队撤到台湾，日人撤出后留下的军营不敷使用，一段时期，校舍被占用，无法全天上课，但通过与当时只有十几、二十岁来自广东的士兵的对话，可以瞭解到彼此生活的差距。譬如他们对我们客家地区习惯三餐乾饭的讶异，也对台湾稻产的丰富充满不可思议的困惑。此后多年，在经历过同太多不同的“外省人”（大陆人）的接触后，开始感悟到这段时期其实是台湾极为庆幸的一段时期，因为学生们从许多资质良好的教师们身上所吸收到的，都是从他处所不容易获得的，这些知识的传授，迅速提高了台湾的教育水平，奠定了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
3.光复后，尤其是1949年以后来到台湾的还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对台湾战后的经济复原与技术的提升功不可没。譬如上学时“外省”同学的家长有担任本地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军服厂的厂长的，后来又被改进为蚕丝厂。住家隔壁住的是“外省”电力工程师一家人。在苗栗地区还有许多“外省”勘探与开发石油的工程师，这里是台湾最早享受到天然气烧饭的地方。
4.尤值一提的是光复后国民党在北部客家地区的经营，为其在经历从李登辉到现在局面日蹙的情况下犹保留一片比民进党占优势的政治地盘，提供了保障。之所以有这样的局面，除了客家人本身与闽南人之间现已日益缩小但仍存在的隔阂对立外，也归功于早期大批广东籍客家中低层公教人员在北部客家地区的定居。他们的进入，强化了本地客家人的客家认同，也增强了中原意识，并通过客家意识的增强，在历次选举中巩固了选票票源。
四、“台独”主张出现初期的廖文毅
二二八事件后，“台独”呼声在日本投降前即已在集中了大量台湾学生或青年的日本开始出现。
这批留学生，或以各种名义留在日本的台湾青年，人数可能有数千人之多。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是基于爱国情怀的祖国派或左派，也有对台湾政治现状不满的反政府派和“台独”派。由于消息封锁的原因，在台湾民间只有廖文毅被流传最广，原因是光复后他曾投身于台湾“制宪国大代表”的选举。其余像辜宽敏、史明或王有德等，知名度几乎为零。
在日本投降前即已有留日台湾人主张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自治。廖文毅出身于云林西螺镇客家大地主家庭，他的第11世祖先廖丁选在清康熙末年，由祖居地福建漳州府南靖县永丰里移民到台，定居在今云林县二仑乡义庄(新庄仔)，为正统的单廖（台湾许多廖家客家人为双廖家族，其祖上收留张家子弟为婿，成为张廖姓）客家人。他的祖父与许多客家读书人一样，是开私塾的，因祖母为长老会基督教徒，所以全家也都成了当地最热诚的长老会家庭之一。又因家中富有，开风气之先，成为少有的子弟留学美国家庭，家族两代一共出了7个博士。他本人在台北淡水的长老教会学校毕业后，也于1925年受二哥廖文奎（金陵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的引导，前往南京金陵大学就读，后来也前往美国就读密西根大学，1935年获得Ohio州立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后与在美国出生的广东裔华人女子结婚，婚后回台，一年后携带妻子到大陆任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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