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习近平“聚同化异”论与“一国两制”方针 作者：郭伟峰（香港），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
“聚同化异”论是习近平的辩证思维的体现与方法论的创新，是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与求同存异之说的辩证统一互动，更是传承了毛泽东如何解决矛盾的哲学思想。习近平运用于两岸关系中的“聚同化异”论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如果用习近平“聚同化异”论去重新认识“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当有新悟。
一、习近平首次提出“聚同化异”论
“聚同化异”，这一名词在中国古籍中也难于寻觅到，就更不要说用于中共的国家治理政策当中了。但是，习近平非常重视这一名词，不仅常常用于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外交政策的论述中，还用于两岸关系的论述中。可以说，“聚同化异”论是习近平的辩证思维的体现与方法论的创新。
2015年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朱立伦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习近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四点是：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着眼大局，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不仅要求同存异，更应努力“聚同化异”，不断增进政治互信。对两岸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和难题，国共两党都要勇于面对，汇聚两岸同胞智慧，积极探索解决之道。双方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关键是要“虑善以动，动惟厥时”。只要秉持同胞情、同理心，两岸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在此，“聚同化异”的提法十分突出，成为了中共对国民党的新要求，与过去常提的求同存异有所不同，因而引起了两岸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对于求同存异之说，大陆官方过去用得很多，各界都非常瞭解其意思，但是，对于“聚同化异”的认识，就比较贫乏，更加谈不上统一的认识。
2015年5月2日，朱立伦与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面时就提到：希望两岸除了求同存异，更能“求同尊异”，尊重不同的声音。其实，早在2014年6月26日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拜会新北市长朱立伦的时候，朱立伦就当面表示，两岸交流要发挥同理心，不止“求同存异”，更要“求同尊异”，尊重台湾人民的想法、尊重台湾人民的决定，就是在不同声音、多元社会里的最大共识。他说，两岸关系过去强调“求同存异”，但在同理心思考下，应该“求同尊异”，尊重台湾人民的想法及决定，这是他的基本态度。
显然，习近平不同意朱立伦的“求同尊异”之说，并以“聚同化异”论来回应了国民党提出的问题。共产党的坚持与国民党的蜕变，在此一刻已经展现。此后，“求同尊异”之说即告偃旗息鼓。
在讨论“聚同化异”之前，必须瞭解和而不同以及求同存异之说的历史渊源。和而不同是孔子的光辉思想，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求同存异则是周恩来的辩证思维方法之要津。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强调多样性的统一，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主精神，以及互相尊重的平等精神。大陆专家比较一致的解读是：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和而不同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
中国共产党对和而不同思想是高度重视、高度肯定的，在外交领域长期作为指导思想来贯彻运用。2002年10月，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发展的真谛。”于此，可知中共对和而不同的标准的哲学解读。
至于求同存异之说，则非古人的原句流传，它是现代的中共领导人、思想家周恩来的思想创新。
根据资料，中共中央统战部研判，求同存异这一重要思想是周恩来在大革命时代前后提出来的。1923年7月，周恩来在《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一文中指出:凡是“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卵翼下的北京政府，这条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只求反北京军阀政府之“同”，而存各自派别、信仰之“异”。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指出要懂得统一战线的“统一性和区别性”，“‘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这是不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和别的阶级不同”。“那就是和人家混合在一块”，“‘左’的观点是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把整个队伍推出去，把自己孤立起来”。周恩来用“统一性和区别性”的辩证统一，第一次对统一战线求同存异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中共建国初期，周恩来又指出:“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代表着各自方面的群众，有人要求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一样，如果都一样了，则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又何必联合呢?正因为有所不同，才需要联合。”“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为了广泛联合就不讲原则，凡是要求我们承认的我们就承认，那又会涣散了统一战线。”周恩来把求同存异思想贯彻于中共统一战线的运作中。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这是亚非地区举行的没有殖民主义者参加的第一次历史盛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在大会发言，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并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为各国普遍接受，为会议成功奠定了基础。亚非会议是亚非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求同存异是周恩来的创新，万隆会议的精神最终导致了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万隆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涵盖了与会国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多个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原则，是亚非国家对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贡献，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
求同存异从此成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
中国前国务委员唐家璇评价周恩来的求同存异说：“求同存异既是一种思想，也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在处理与各国关系上，求同就是努力去寻求扩大双方的共同点，存异就是正视并允许双方有一定的不同点。周总理不仅提出并倡导求同存异的思想，也非常善于协调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在复杂的矛盾中寻求共同点”。①
同时，唐家璇还指出：“周总理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一直不断地得到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以及针对我国与一些邻国存在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争议问题提出的‘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都是对周总理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直至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要用“聚同化异”来促进中美关系。
2014年7月9日，在当天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题为《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双方只要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此后，在涉及国家关系的领域上，习近平频频使用“聚同化异”一词。如前所述，在2015年5月4日则首次用于两岸关系上。
二、“聚同化异”论是习近平哲学思想的创新
“聚同化异”论充满了哲学新思维，是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与求同存异之说的辩证统一互动，更是传承了毛泽东如何解决矛盾的哲学思想。
专家分析说：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体现了辩证思维丰富内容。“求同”就是寻找共同思想、共同要求、共同利益，是构建和谐的基础；“存异”就是保留不同观点、不同主张、不同利益，是构建和谐的条件。求同存异又可称为“辩证求同”。⑴异中而求同——同一性与斗争性相统一。⑵求同不求异——“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⑶求同又存异——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⑷存异以待同——质变与量变相统一。周恩来强调“存异”，既不是对差异置之不理，更不是有意去“求异”，而是“存异以待同”。它有两层含义：其一，引导差异向共同点转化。其二，防止“小异”向“大异”转化。
习近平“聚同化异”论则可以称为“辩证化异”，在求同存异的哲学思想基础上，关键在于如何掌握好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第一，在经过了求同的基础上，把已经基本形成的共同点予以强化，“聚同化异”是求同存异的升华，求同存异是“聚同化异”的基础。没有求同存异，也就不可能进行“聚同化异”。只有“聚同化异”，才是求同存异的目的所在。求同存异不能静止不动，静止了，就无法进一步解决问题。经历了求同存异的阶段，“聚同化异”就有了发展的可能。习近平2015年7月15日会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副总理加布里尔时说：“展望未来，我们应谋求从求同存异升华到‘聚同化异’，聚利益、责任、挑战之同，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阶段之异，打造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型党际关系。”这一段话，清楚地阐述“聚同化异”与求同存异之间的辩证关系。
必须指出，周恩来的求同存异的存异是不存原则之异，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决不能让步。习近平的“聚同化异”同样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要求化解已经存在的有害原则之异。所以，周恩来重点在求同，习近平侧重于化异，甚至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这样的以前绝对认为必须存异的异，习近平也要求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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