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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总统尹锡悦再就弹劾聆讯出庭。（图源：路透社） |
中评社╱题：尹锡悦“非常戒严”引发的韩国混乱政局分析 作者：李奎泰（韩国），前韩国关东大学教授
【摘要】2024年12月3日晚，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非常戒严”,但国会随后通过“要求解除戒严决议”，12月4日凌晨总统让步接受国会决议，“非常戒严”结束。这场风波后果严重，韩国政治、社会、经济陷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12月14日，即宣布戒严的11天后，反对党主导的国会以“严重违反宪法”起诉总统尹锡悦，交给宪法法院审议是否弹劾总统，并依法立即停止了总统行使职权。同时，总统尹锡悦停止行使职权，他和参与戒严行动的前、现任主要政府官员和军警干部都以涉嫌“内乱罪”为由被立案调查，之后总统本人在韩国历史上第一次也被逮捕羁押拘留，韩国政府由代理总统来管理。对于尹锡悦总统“非常戒严事件”带来的韩国政治危机，韩国民众普遍认为要认真反省韩国政治，需要重新构筑民主政治体制；将来世界不少学者也以这个韩国案例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问题。本文从此次“非常戒严”及其后续事态发展为切入，探讨历任韩国总统不正常命运的 “青瓦台魔咒”，及韩国政治的乱象，分析目前韩国政治动荡的核心因素，并展望韩国政治的未来发展。
尹锡悦总统“非常戒严”引起问题
2024年12月3日晚上10点28分左右，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实施“非常戒严”, 试图凭藉可动员军队的戒严手段占据“朝小野大”的国会大厦，以及指控尹锡悦选举舞弊嫌疑的“国家选举管理委员会”等国家机关，尹宣称此举是要“铲除亲朝势力并维护自由宪政秩序”。然而，反对党的政治人物和大批民众很快聚集在国会周边抵挡军队，并协助在野党议员和部分执政党议员进入国会。12月4日1时03分，国会议长召开紧急会议，亦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顺利通过了“要求解除戒严的决议”。尹总统于3时30分让步，声明接受国会的解除戒严的决议，凌晨4时30分，总统主持国务会议正式决定解除戒严。如此，这次“非常戒严”持续了短短5个半小时便结束了。虽然尹锡悦总统辩称出动军队的“非常戒严”是“宪法赋予总统的合法统治行为”，其目的旨在“警示国民”反对党在制造破坏国家事务的严重行为，因此他不得已而为之。但反对党和部分执政党成员，包括前党首韩东勋等一些人，认为此次“戒严事态”是昭然若揭的总统“违法内乱”事件，认为总统企图动员军队压制包括国会等宪法机构，是以此巩固或强化自己权力的“自我政变"。12月14日，即宣布戒严的11天后，“野大朝小”格局下反对党主导的国会投票通过了以严重违宪和“内乱罪”起诉总统的弹劾决议，交给宪法法院（韩国称“宪法裁判所”）审议，依法律规定立即停止了总统行使职权。同时包括总统尹锡悦和参与戒严行动的前、现任主要政府官员和军警干部都以涉嫌“内乱罪”被立案调查，包括尹本人在内的一些直接参与的人已被逮捕、拘留或起诉。在总统职权停止情况之下，依照宪法规定，由代理总统来管理国政，维持政府运作。
戒严事件之后，朝野之间的政治斗争更为恶化，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韩德洙也被国会的弹劾动议停职，接任代行总统兼代行总理职权的副总理崔相穆也被指控涉“内乱”而被立案审理，全国各地连日爆发支持和反对弹劾总统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媒体每天都充斥着与戒严和“内乱”相关的新闻，包括经济和外交安保等各方面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
时隔40多年，在2024年再次面对戒严和引发的弹劾等严重的政治社会的动荡乱象，对于韩国老一代来说，其实尚不陌生，他们感觉到韩国政治似乎倒退回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乱局；而对出生于民主化时代的韩国年轻一代而言，他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一个被称为“民主化模范”的国家，却在朝野政治博弈当中遭遇如此突如其来的戒严和弹劾总统的政治风暴，他们在积极参与此番政治运动的同时，却也陷入了迷思，一时难以评估自己国家民主政治的真正水平究竟怎样。
许多外国学者们都关注韩国这次戒严问题和后续发展情况。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等学者，在研究国家何为失败的课题当中，就曾经对比了韩国和朝鲜的现代化的方式，他们将韩国称赞为非常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模范国家案例，而此刻他们都非常关注因戒严而陷于非正常政治困境的韩国对于民主制度和国际局势的影响。明明早已通过现代化而成为发达国家的韩国，却突然出现戒严风波，暴露了其民主政治依然脆弱和充满缺陷。为何韩国这样的被公认为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却难以更上一层楼，解决国家的深层政治困境？这次韩国戒严风波或将成为解释西方民主或民主资本主义体制困境危机议题的一个经典案例和研究突破口。
在韩国这样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中突然出现威权主义或独裁倾向，最近受到各国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代议民主政治或“少数服从多数”导致的危机的角度关注此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国的“野大朝小”的议会政治、以共同民主党李在明代表的被批为“立法独裁”掣肘政府的现象和总统尹锡悦“非常戒严”，都是此次政治危机爆发的原因，这些可能成为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危机或民主权威主义问题的重要研究案例。总之，2024年底发生的“非常戒严事件”，对于一般韩国人而言，虽然一时难以理解，但人们普遍认为是时候要认真反省韩国民主政治历史了，这也是重新构筑民主政治体制的契机；对全世界关注民主政治的专家来说，无疑是用此韩国案例以更深入研究民主政治制度本身问题的机会。
从历史反思韩国的戒严政治
自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到2024年底，韩国总统或代总统等最高领导人总共公布实施了17次戒严，包括4次的“警备戒严”和13次的“非常戒严”。1987年第九次修改的现行《宪法》和1949年11月颁布至今仍然有效的《戒严法》，规定了宣布紧急戒严和戒严的条件。虽然迄今为止实施的所有戒严都是打着“维护公共和平与秩序”的旗号。但是从戒严时的社会情况来看，这个“维持公共和平与秩序”的认定标准比较模糊，因此令最高当权者有了可以恣意实施戒严的托辞。1987年修改宪法之前的戒严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除了韩国战争（即朝鲜战争）期间从1950-1952年间实施的六次戒严之外，1948年的两次和从1960年到1981年之间的十次的戒严令，名义上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但是，实际上是当权者镇压反政府活动或民主化示威运动，夺取和扩大政治权力，以强化军事专政或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权。
朴正熙将军以解决政局混乱为由，于1961年5月通过军事政变而掌权，宣布全国“非常戒严”，紧接着他以“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为了固其政权和政治稳定，又宣布“警备戒严”，维持到1962年12月。1963年12月通过国民投票当选为总统的朴正熙在其任职期间的1964年（警备戒严）、1972年（非常戒严）和1979年（非常戒严）三次宣布了戒严。1972年10月，朴正熙总统再次宣布了“非常戒严”，声称其目的在于“改革政治制度，以支持国家和平统一”，当时修改的宪法被称为“维新宪法”，以这个宪法来采取的政治改革在当时被称为“十月维新”，旨在实现“韩国式民主政治”的维新改革措施，但实际上最主要的修改内容就是废除全民直接选举总统，改由称之为“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的代表来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以及强化总统职权，总统可在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之上行使权力，于是反对者批评此为“皇帝总统制度”，开启了可使朴正熙成为终身总统的专制独裁的时代。朴正熙总统多次的“紧急措施”并没有稳定政局和压制民主化运动，于是在1979年10月18日，宣布以镇压釜山和马山地区学生抗议为目的的“非常戒严”，但是在此期间的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被下属的中央情报部部长枪杀，就这样在“非常戒严”状态之下，朴正熙总统的时代结束了。
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全斗焕将军通过军事政变掌握了权力，他以“国家安全紧急对策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行使了最高领导权，并持续维持“非常戒严”状态，直到他正式上任总统之后的1981年1月24日，其政权稳定下来，因而解除了戒严。以后的43年间，也就是其后修改的“1987年宪法”体制之下，从卢泰愚政府、金泳三政府、金大中政府、卢武铉政府、李明博政府、朴槿惠政府到文在寅政府的时期，尽管在首尔的市中心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不同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但这些“民主时代”的韩国总统们并没有以“维护公共秩序”的名义宣布戒严等紧急措施。由于戒严的历史经验和其教训，韩国民众对于戒严普遍颇为反感，认为这是一种违反一般民主程序及宪法的非法行为。
基于这样的认识，1990年代以后，所有因戒严等原因受到国家权力压迫而遭受损失的人，均通过法律途径获得平反及赔偿等，这也成为后来历届政府的主要民主化政绩之一。如1995年底，金泳三总统执政期间，以全斗焕和卢泰愚为中心的1979-80年代初的“新军部领导人”都被捕监禁而进入法院审判程序。在1979年10月朴正熙总统被杀之后的戒严时期，他们因为主导的1979年12月12日军事叛乱、1980年5月17日为夺权而领导的紧急戒严扩大措施，以及被他们动员军队血腥镇压的“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等的犯罪行为遭到法院审理，1997年4月法院最后确定刑事责任。他们因“领导叛乱、参与阴谋叛乱、为叛乱执行重要职务、以叛乱为目的杀人、特定犯罪从重处罚”等违法行为，罪成获刑，全斗焕被判处无期徒刑，卢泰愚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1995年韩国制定了《关于5月18日民主化运动等的特别法》，对戒严时期的受害者采取了补偿措施, 认定了“5·18民主化运动纪念日”，自1997年起韩国政府都会在该日举办纪念活动。1999年12月16日，韩国国会通过了《寻找真相并恢复“济州4·3事件”受害者名誉特别法》，并于2000年生效。2021年6月29日，《丽水事件特别法》（关于丽水顺天10·19事件真相及恢复受害人名誉的特别法）获得通过，以恢复当时那些受到国家权力不公而牺牲和戒严惩罚的人的权利，也为补偿他们的损失奠定了法律基础。
因此，2024年9月左右，当在野的共同民主党、祖国革新党和一些反政府人士召开记者会称“尹锡悦总统准备发布戒严令”的时候，媒体和民众都不相信。当时的保守派报纸《朝鲜日报》的社论如是说: “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如果政府发动戒严令，军队里没有一个人会遵从，政府应该会几乎同时垮台。哪个政府会做出这种自残的行为？即使政府发动戒严令，如果宪法规定国会用在籍议员的过半数赞成要求解除戒严令，戒严就会立即被解除。民主党应该也知道这一点，却心知肚明地渲染危机意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把国民当成傻瓜。”①然而，被普通韩国人、政治人士及媒体都视为“怪谈”或“把国民当成傻瓜”的戒严令，竟然真的在2024年12月3日被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布了。这次“非常戒严”是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来第11次“非常戒严”，也是继全斗焕总统解除戒严的1981年以来约43年之后再次宣布的。特别是，这是1987年修改宪法增加“戒严”宣布程序的难度，和赋予国会议员只要过半同意就可以解除戒严的规定，以此牵制和防止总统滥用戒严之后，第一次由总统宣布的戒严。
由于戒严的历史教训以及宪法的规定，尹锡悦总统这次的“非常戒严”刚一宣布，就马上招致反对党的批评，就连韩国百姓都认为戒严是违反宪法规定及反民主程序的，是最高领导滥用权力的非法行为。戒严军队遭到包围国会周边的民众强有力的反抗和抵挡，在戒严宣布的155分钟之后，当国会决议解除戒严时，尹锡悦总统无奈发表声明接受，并主持国务会议，在330分钟后正式解除戒严。尹锡悦总统的戒严在韩国的“公民民主力量”和反对党的强力抵抗，并且在国会的“野大朝小”的情况之下，彻底失败了。总统尹锡悦自己声称，“非常戒严”的宣布和解除，都是依法行使“合法的总统统治行为”，但“野大朝小”的国会通过决议弹劾尹锡悦，并很快将其总统职权停了，并进入到宪法法院的弹劾审判程序当中。同时，尹因动员军队图谋接管宪法机构的国民议会和占据国家选举管理委员会等行为，有触犯刑法“内乱罪”的嫌疑，被检警单位立案以涉嫌“内乱罪”和“滥用权力罪”等进行调查，目前他已被逮捕拘留羁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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