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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2日上午，尹锡悦第二次就上周的“六小时戒严”发言，声言自己宣布戒严令并非要瘫痪国会，合乎宪法。 |
中评社╱题：韩国的报复政治及其影响 作者：闵贵植（韩国），政治学博士、韩国汉阳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汉阳大学国际研究生院中国学系教授、《中苏关系》主编
【摘要】韩国在民主化后，尽管实行了较高水平的民主制度，但此次尹锡悦宣布戒严令事件暴露了其脆弱性。韩国曾凭藉民众的力量，通过直接民主改变威权，而制度性政治则将这些成果吸收为制度的一部分，从而逐步发展。通过民主化后的五次水平权力更迭，韩国的程序性民主在稳定运行，人们曾坚信民主制度不会再次倒退，并相信军方也将无法再介入政治。然而，从朴槿惠政府期间网络司令部的“评论部队”运作、机务司的戒严文件起草，以及尹锡悦戒严令事件中的军方积极参与来看，军方依然未能放弃其干预政治的野心。此外，围遶两党制展开的政治对决与地域主义相结合，导致政治分裂；选举制度无法容纳多样性；总统单任制也带来了责任政治的缺失，这些都成为亟需改进的制度性问题。在权力运作方面，检察机关、国税厅、审计院等权力机构被动员用来清除对手，报复政治已成常态，导致实质性民主出现倒退。与此同时，进步与保守阵营之间极端的仇恨情绪正在使韩国社会陷入病态。综上所述，韩国的民主质量仍然不够高，亟需通过社会性的大妥协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引言
1.总统宣布戒严令：震撼与反转的政治剧
2024年12月3日晚，尹锡悦总统突然宣布戒严令，这一举动让整个韩国社会陷入巨大的震惊之中。尽管并未发生任何需要实行紧急戒严的事件，但总统以“清除颠覆国家的势力”为藉口的这一骇人言论，显得极为荒唐且毫无根据。然而，在戒严部队到达之前，赶往国会的在野党议员与市民的强烈抵抗，促成了仅仅两个半小时内便成功解除戒严令的惊人反转。
尹锡悦的紧急戒严是现代韩国成立以来的第11次，但作为总统试图改变统治方式的戒严，这是继1972年朴正熙之后的第二次尝试，同时也是首次失败的自我政变。这次现任总统发动的破坏宪政秩序的行为——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否定选举制度、建立检察机关与军部独裁政权——在6小时内得以结束，未造成人员伤亡。最终，2025年1月15日现任总统被逮捕，这场持续43天的政变企图彻底告终。对此，许多外国媒体对韩国民主制度的韧性以及市民迅速而勇敢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赞扬。
如今，在总统被逮捕、“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得到解除之际，我们需要冷静分析韩国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及其根源。必须仔细追踪为何如此非理性的行为能够由总统及其亲信推行。军方核心指挥层、国务委员、检察机关及警方高层在面对戒严令时的态度，赤裸裸地展现了韩国社会可能因应急不力而陷入絶望深渊的事实。
军方主要指挥官对戒严令的积极参与或不抵抗是令人震惊的事件。同样，警察厅长与首尔地方警察厅长的同时被捕，直接说明了执政者如何轻易动员警察参与违宪行为。尽管目前暂时摆脱了“协助内乱嫌疑”，但早已蜕变为无人能够控制的“利益集团”的检察机关，其盲从与潜在“内乱参与”的行为也必须彻查。更令人震惊的是，没有一位国务委员对试图发布紧急戒严令的总统提出明确反对意见或递交辞呈。包括国务总理在内的所有部长，对宪政秩序被颠覆可能造成的毁灭性后果缺乏负责任的思考和行动，这本身便是韩国的悲剧。
2.有缺陷的民主：广场民主的胜利与其悖论
韩国社会因被评价为“同时实现经济先进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国家”而自满，从而未能集中力量解决社会内部的实际问题。根据海外政治经济分析机构EIU（经济学人智库）的报告，韩国在选举制度等“程序性民主”方面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在人权提升、多样性承认及缩小经济不平等等“实质性民主”方面仍处于停滞状态。因此，韩国仍被评价为“形式”与“内容”不相匹配的“有缺陷的民主”或“脆弱的民主”。①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内化的新自由主义“97体制”，通过选举这种民主形式，排除多数政治和社会诉求，反而进一步在制度上保障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从而扩大了“机会”与“结果”两方面的不平等，表现出“民主的悖论”。而这种“悖论”在某种程度上被广场民主主义辉煌成就与自豪感所掩盖，例如以“烛光革命”为象征的市民力量，这一评价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许多韩国市民赋予了“六月抗争”的辉煌胜利、2008年“牛肉进口风波”中首次出现的“烛光示威”、以及导致朴槿惠被弹劾的“烛光革命”等广场政治的成果与民主社会力量成长以重要意义。然而，在构建程序性民主之后，对于完成实质性民主的努力，韩国社会未能表现出足够的紧迫感和果断性。其结果是，韩国社会未能联合起来打破财阀与既得利益联盟这一巨大障碍，对进步性少数政党的生存及多样性保障也未给予足够关注，最终导致民主失去活力。随着社会结构被资本所捕获，韩国的社会矛盾加剧，全球最低出生率成为“社会抵抗”的象征，同时各阶层与阶级间的分化加深，世代与性别对立日益突出，少数群体被排斥与边缘化的病理现象急剧增加。简而言之，韩国社会正面临“民主化后的危机”，但无论是政治领导者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未将解决这一问题的议程置于政策与团结的首要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韩国知识界与政治圈未能展现改革“有缺陷的民主”的意志，最终使尹锡悦掌权。而尹锡悦在一再退步与倒退后，将国会与民主社会视为清除对象，并选择了最为极端的戒严令方式。对此，韩国市民再次齐心协力，通过拘捕现任总统解决了“最恶劣的事态”，展现出“最后防线民主”的特征。即设定“守护宪法”为民主的最终防线，并为此将各政治派别与个人团结起来，集中政治能量加以实现。
3.韩国的分断体制：难以解开的民主压迫枷锁
尹锡悦为了正当化其戒严令，不惜采取向朝鲜派遣无人机等行为，试图诱导与朝鲜发生武力冲突，这些行为将国家置于战争风险之中，令人震惊。韩国军方高层数月来忠实地执行了尹锡悦的这一意图，从而否定了军队本身存在的理由。这些行为证明，韩国社会依然被分断体制所禁锢，可能轻易被非理性的行为和煽动所左右。尤其是经历过朝鲜战争的老年一代，以及对朝核威胁和金正恩不可预测的行为感到厌倦的人群中，朝鲜更多地被视为恐惧与克服的对象，而非统一的对象。历届政权压制民主、巩固权力时一贯利用朝鲜问题，这一策略具有一定的逻辑与情感上的合理性。由此可见，南北分断体制与朝鲜战争的悲剧至今仍在延续。
因此，本研究从分断体制是韩国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这一视角出发，认为地区冲突、分裂、仇恨、排斥、歧视等社会病理现象均来源于或与分断体制密切相关。同时，对于支持尹锡悦宣布戒严令的力量（所谓“太极旗部队”）和支持尹锡悦被捕的力量（所谓“烛光市民”）同时在一个场所示威这一讽刺性的现象，本研究用一个关键词加以解释，即将其视为自朝鲜战争以来“低强度内战”延续的表现。
基于这一视角，本研究在对韩国社会结构性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同时探讨统治者的个人特质。这是因为即便是在“87体制”所形成的同一个第六共和国中，由于每一任总统的执政风格不同，民主化程度的起伏极大，韩国社会表现出“政治制度内部运作系统脆弱”的特征。
二、韩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力量分化
1.韩国民主传统：大众斗争的直接民主历史
韩国因制度性政治的功能不足、大众高度的政治参与以及对政治家的强烈不信任相互作用，逐步发展出了以行动为核心的“广场民主”。从历史上看，韩国的民主化主要是通过“运动”与“抵抗”推动的，但其成果往往最终被传统政治势力所吸收。其结果是，韩国成为一个由充满热情的公民推动的直接民主与通过选举代表的代议制民主共同运行的双轮驱动体制。韩国民主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近代时期的东学农民战争、甲午改革、独立协会和万民共同会提倡的议会设立运动，以及三一运动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虽然有人强调民主是从西方引入的制度，但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民主并非某一国家的独创产物，而是在近代文明大转折时期，各国融合自身特性共同创造的合作成果。②这一关于韩国民主的自主生成论，突出了人民在民主改革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说，韩国民主的历史始于近代，人民直接参与运动以提高民主制度化水平的特征贯穿其中。这一传统延续到了“四一九革命”、五一八光州民主抗争、“六月抗争”以及“烛光革命”，并在最近成功阻止尹锡悦的戒严令并将其拘捕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这种推动直接民主改变历史方向的重大事件至少发生了八次以上。
如果将焦点缩小到“87体制”以后，“六月抗争”和“烛光革命”同样以愤怒和抵抗的能量为基础。对全斗焕独裁以及对朴槿惠无能的愤怒，分别以“争取直选制”和“这算哪门子国家”这样简单的口号成功凝聚了市民的力量。换句话说，通过“最低纲领战略”实现最大程度的团结，使得广场政治能够突破制度政治的瓶颈。③此外，2002年反对李明博政府进口美国牛肉的“烛光示威”标志着韩国抗议文化的新纪元。这场示威首先将“烛光”作为非暴力和平示威的象征。特别是，经历金大中与卢武铉政府的十年间，由于警察停止使用催泪弹，示威现场的安全性得到了显着提升。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示威的主体从传统的组织动员转变为以女性和年轻群体为中心的自发参与。其次，通过在线上形成共鸣与团结后，在广场上开展示威的模式，使得多样性与共情成为时代精神。这种特征也为2016年促成朴槿惠被弹劾的“烛光革命”奠定了基础，即使其具有非组织化的特性，也在特定情况下展现出了团结行动的力量。
被评价为直接民主运动顶峰的“烛光示威”，起初更多是作为请愿或施压手段而非抗争手段，因此始终在法律框架内以非暴力和平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通过为广场政治赋予道德正当性，吸引了更多市民参与，从而提升了市民的政治意识，并成为捍卫民主制度的动力。热情的韩国市民参与意识和以女性为中心的年轻世代的主力转变，不仅消除了对民主化后世代政治冷漠的担忧，也为持续发展参与型民主制度带来了希望。
2.广场民主的阴影：社会分裂与仇恨政治的极大化
韩国政治文化的特征是什么？首先，现实政治中展现出高度的参与意识。“三个韩国人聚在一起，不是打牌就是聊政治”这句玩笑话便是对这种特征的典型概括。不仅体现在高投票率上，还通过请愿制度向特定政策施压，或在重大政治议题面前走上广场，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其次，分断体制与意识形态对立成为仇恨文化的温床。仇恨情绪作为韩国社会最严重的弊病之一，与过度政治化和煽动性政治相结合，进一步加剧了民粹主义的泛滥。第三，以地域主义和集体主义为基础的派系文化十分严重。这导致在地方选举中“劣币驱逐良币”，难以选拔出兼具能力与理性的政治领导人。第四，报复文化与仇恨情绪相互作用，导致政治选择呈现出鲜明的“敌”与“我”对立倾向。自“87体制”以来，已有五位总统被捕，一位总统自杀身亡，这一悲剧象征着韩国政治的报复性特征。第五，与美国和中国等大国的关系对韩国国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意识形态主导外交，使韩国无法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也难以制定长期战略，导致对手国家对韩国外交的信任度下降。
那么，地域主义这一由来已久的情感何时转变为仇恨政治？尽管并不明确，但有迹可循的是，这一现象可能在李明博政府时期开始显现。在金大中与卢武铉的进步政府掌权十年后，保守阵营认为国家的根基因左派动摇，并展开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攻势。通过建国节争议、殖民地发展论的提出、历史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实施以及对全国教师工会的镇压等全方位攻势，将进步派妖魔化。由此，针对进步派的仇恨从极右翼扩展至整个保守阵营。此外，他们将两次总统选举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在网络宣传战中的劣势，并转而利用更易操作的YouTube对老年人集中展开宣传攻势。截至目前，YouTube市场中，保守派比进步派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一结果是保守政府与财阀的全面支持，以及部分基督教势力与极右翼力量与被边缘化的老年世代相结合的产物。
在朴槿惠被弹劾过程中，这种形成的仇恨政治表现得尤为极端，围遶“曹国法务部长”搜查问题达到了顶峰。即使在当前围遶尹锡悦的拘捕与弹劾过程中，这种仇恨政治仍笼罩着广场。仇恨政治在保守阵营中更为严重的原因在于，他们将反共意识形态视为爱国的实践，进而将进步派视为颠覆国家的势力或共产党的代理人。因此，对他们而言，进步派是必须清除的对象。尹锡悦宣布戒严令时的意识，正是这种情感的具体体现。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尹锡悦的当选，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仇恨的力量在韩国社会中有多么强大。朴槿惠被弹劾并将权力移交给文在寅后，保守阵营以复仇为唯一标准选择了总统候选人。即使尹锡悦作为检察总长曾亲自逮捕朴槿惠，但他们仍认为尹锡悦一定能将文在寅送入监狱，因此全力以赴将他推上总统之位。这种选择堪称古今中外絶无仅有的奇特现象，也可以说是仇恨政治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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