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党方面。国民党一些主要人物在“九二共识”上的某种态度蜕变，也是促使大陆必须强调“九二共识”是“两点论”的原因。国民党（包括李登辉）从开始承认两点，到只承认一点（即不提统一了），再到现在大概只剩下0.5点，即转以“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作为立场表述。实际上，江启臣刚当党主席时对“九二共识”有过很大的犹豫，本土派要求放弃“九二共识”的声音一直存在。〔11〕在党内对“九二共识”存在回避与闪躲的气氛下，如果“放弃论”、“过时论”成为党内主流将使现在仅有的0.5点趋于零。仔细观察近年来大陆与岛内蓝绿政党的互动，国民党内部在“九二共识”问题上的各种杂音，如“与时俱进”、“宪法论”等，甚至是让大陆方面采取“九二共识”清晰化的直接刺激因素。惟其涉及较多复杂情节，且容专门在下一节再做深入讨论。
总之，民进党全面否定“九二共识”，国民党对“九二共识”放水，意味着岛内对“九二共识”的认知与态度有重要变化，共同形成了“九二共识”在岛内退化的现象。在此情形下，大陆主动转向“九二共识”清晰化、强调“两点论”成为必然的对应之举。如果回顾一下大陆方面的标准性做法，这其中的变化和调整，既是微妙的也是重大的。在较长时间里，大陆方面对“九二共识”的标准表述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较多强调一中这一点，虽然也有对统一目标的表述，但一般放在同一个段落的后面，或有时幷不刻意去凸显这一点。〔12〕但面对台湾方面的主要政党对“九二共识”的态度或否定或虚置，使“九二共识”的“岛内退化”现象仍会不断延续，大陆唯有强调“九二共识”的“两点论”，而且刻意凸显统一目标这一点，才能对冲局势的变化，彰显自己的战略底线和政策立场。特别是，针对“岛内退化”现象和两岸关系在整体上的“更加复杂严峻”，“1·2“重要讲话对“九二共识”的新概括作为对台政策立场的重要宣示，截弯取直、化暗为明，更从法理、政治和道义上压制了“台独”的猖狂之势，也堵绝了“独台”的造作空间。一句话：堵绝了岛内和平拒统的可能性。毫无疑问，“1·2”重要讲话对“九二共识”的“两点论”正解，其实是发展和完善了大陆对台政策的理论论述和政策宣示，最大限度地显示了“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之锚”，确实具有“定海神针”的作用。
三、国民党的“宪法论”是一种“另类清晰化”
在台湾方面，多年来国民党对“九二共识”的主流表述有两种：一种是马英九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一种是吴敦义做党主席时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而处在国民党边缘状态的洪秀柱和张亚中也提出过她（他）们的表述，即“一中同表”。江启臣做党主席后，国民党党中央的两岸政策论述举棋不定，主要集中在对“九二共识”的纠结态度，似乎还有踩民进党脚印拿香跟拜的样子。可以说，目前国民党内部众议繁杂，思想仍然无法企稳，有战略定力和说服力的两岸政策论述端不出来。
不过，最近国民党内部在对“九二共识”的态度上有另一种动向引人注意，就是分属不同派系的政治人物相继提出了另类路数的清晰化主张。如国民党青壮派一方面强调“九二共识”需要“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刻意凸显“中华民国宪法”与“九二共识”的连接。这种做法虽然可保留“九二共识”，但其主要用意和重心显然是在“宪法”。江启臣在2020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全代会上特别指出，“现阶段中国国民党的两岸论述就是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核心价值是“中华民国”。〔13〕将“九二共识”与“中华民国宪法”相连接，不仅是江启臣为代表的国民党青壮派的重要主张，也来自深蓝阵营领军人物的最新提法，如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及准备参选党主席的张亚中等，她（他）们在“护宪保台”的口号下，也将“中华民国宪法”放到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放大其地位和作用。洪秀柱认为，应依循“宪法”精神，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有更大的帮助。不久前，由她做董事长的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办“护宪保台”论坛，主题之一就是“中华民国宪法是否可以成为两岸和平相处的基础”。〔14〕需要注意的是，“与时俱进”提出者有意识地说明，这样做是“要向民众讲清楚”，显示出其在大陆政策上追随民意、受多方掣肘的被动特点；“护宪保台”论者则是基于其一贯的“中华民国”立场，幷有回应岛内“中华民国情结”的惯性。也就是说，在国民党内部和深蓝阵营，对“九二共识”的新解释转向突出“中华民国”及“中华民国宪法”，这与过去对此的“模糊化”做法大相径庭，也代表着另一种清晰化趋势。
大陆以“‘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揭示了“九二共识”的主体意涵，强调了“九二共识”所本来就具有的“两点论”。岛内对“九二共识”新近涌动的清晰化现象出现在国民党和蓝营内部，则凸显“中华民国宪法”，有将其凌驾于“九二共识”之上的意味（如“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两岸和平相处的基础”等）。因此，必须加以澄清与作出对比的是，大陆方面的清晰化与国民党方面的清晰化在性质上有重大不同。大陆方面对“九二共识”的清晰化是对“原则”的清晰化，是对“核心意涵”的清晰化，“核心意涵”是指一个中国原则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它实际上等同于原则，等同于基本立场。国台办发言人最近申明，“九二共识”核心要义无论何时都不能模糊和改变，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同时，它是对“两点论”的清晰化，除了强调一中原则还必须明确对国家统一目标的追求。而国民党方面的所谓清晰化，可以称之为“宪法论”，实际上是一种单相思式的“一点论”。而且，这样的做法是对海协会与海基会关于“九二共识”在一个中国内涵上的“不涉及”和“各有不同认知”的清晰化，也就是它把本来应该模糊的地方（而且双方同意）清晰化了，反而回避或远离了“原则”或“核心意涵”的清晰化。〔15〕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宪法论”是该模糊的没模糊，该清晰的没清晰，这不利于双方达成政治互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互动。
为什么当年海协会和海基会在达成“九二共识”时要对“一个中国内涵”或“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做出模糊化处理呢？因为所谓“内涵”涉及两岸政治定位问题，本是双方有所分歧与争议的部分，如果在那个时候就要弄清楚，两岸两会的商谈就谈不起来。所以，双方都明智地认识到，应该对此先存有模糊，待以后时机条件成熟时通过两岸政治谈判再予以解决。因此，即使现在对“九二共识”需要做出“两点论”的清晰化，但主要是原则（也即“核心意涵”）的清晰和统一目标的清晰，幷不需要扩及到“内涵”或“政治涵义”方面；也就是说，在对“两点论”清晰化的同时，对“一中内涵”仍可以保留“不涉及”或“各有不同认知”的灰色地带。对“内涵”或“政治涵义”采取这样的处理办法，是当初双方在达成“九二共识”时的“共识”。虽然对大陆来讲，台湾定位始终是清晰的，从而两岸定位也是清晰的，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台湾定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写得是很清楚的。〔16〕但是，确实没有必要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以及后来的两岸政治对话（包括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亲民党等党际交流）中就去涉及“内涵”。〔17〕但是，现在国民党内有人先这样提出来，直攻“内涵”问题，让本来“存异”的部分又浮上台面，纯粹是自惹麻烦，自己给自己添堵。因为“宪法论”显然是“原则”与“内涵”错位，若循此逻辑往下演绎，肯定会进一步造成其两岸政策论述逻辑的错乱。尽管江启臣表示承认“九二共识”这四个字，但却要消解和修改其“核心意涵”，换言之，是接受外壳不接受内容，从而显示出他所采取的，是一种偏离“九二共识”、而且有可能越走越远的做法。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这是国民党一些人的老毛病，混淆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区别，常常以战术性花样代替战略性目标，造成自己两岸政策论述的进退失据。
四、战略清晰与战略模糊的辩证法
说到这里，可以略微总结一下：“九二共识”的全部含义实际上是“两点论”加战略模糊。学深悟透“1·2“重要讲话的精神要义、内在逻辑和整体脉络，就会理解到：第一，习总书记对“九二共识”全部含义所作的有力论述和鲜明揭示，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方法还原历史真实原貌，也是为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第二，所谓“全部含义”，首先是指“两点论”的清晰化：一中原则或“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必须清晰，国家统一目标必须清晰。因此，在解读“九二共识”时“两点论”要全，不能二缺一、也不能二选一。第三，所谓“全部含义”仍然包括战略模糊，尽管“1·2”重要讲话强调了“两点论”，但它幷非不重视“九二共识”的包容性问题，包括战略模糊问题。战略模糊的存在，也是历史原貌之一，也是当时的初心做法。而且，需要注意到，至今大陆方面尚无一个正式的政策性宣示，表明不要战略模糊了。否则，“九二共识”这个词也可以不要了，而只要使用这个词，就需要保持战略模糊。对于是否继续采取战略模糊的做法，也就是应否仍然给“九二共识”留有战略模糊的空间，是一个需要在战略全局上加以考虑和通盘谋划的问题。作为大陆最高领导人，在发表“1·2“重要讲话时确有阐明基本立场的必要性和表明政策底线的需要，但讲话推动形势转圜、引领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使命感也是很强的。
因此，既然大陆方面仍然把“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对“两点论”的清晰化就不会排斥战略模糊，而是仍然有必要保持一定的战略模糊。因而，在总体上讲对“九二共识”的清晰化应该是适度的、分殊的清晰化，而不是极度的清晰化。因为极度的清晰化预示着一种极端的情形，即只要“两点论”，根本不要战略模糊。除非两岸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故，否则此种情形应该不太可能出现。
实际上对大陆来讲，在2035年远景目标已经揭示出国家发展态势的明朗前景，而由此将筑牢“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历史大势的情况下，在两岸关系发展演进中更需要把握好的是两对关系：一是“两岸同属一中”的“强共识”和“九二共识”实际上仍然作为“弱共识”的关系；二是对于作为“弱共识”的“九二共识”，大陆需要把握好战略清晰与战略模糊的关系。从辩证的意义上讲，“强共识”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而“弱共识”则可以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把“弱共识”发展到“强共识”，是从和平发展转进到（和平）统一的逻辑顺延。而在目前，如果还要维持和平发展，那么保住“弱共识”，也就是保住“九二共识”及其战略模糊，是必要的，也有一定的可能性。这对岛内某些人来讲既是一道必答题，也是一道测试题（itisatestforthe“春暖花开”）。就此，对于如何能够保住“九二共识”，把握好“九二共识”的战略清晰与战略模糊的关系，这里提出如下建议，仅供参考：
第一，对“九二共识”可以采取“一中原表”的做法，即“一个中国，原版表述”。这样做别怕费事，先把海协会、海基会关于“九二共识”的两个版本都摆出来，原文照录，苍天可鉴！民进党不是说尊重“九二历史事实”吗？这就是历史事实。而且，这样做是有先例的，“胡宋会”会谈公报就是这样做的。〔18〕因此，采取“一中原表”既有充分理由，也有典型案例。
先说理由。一般来讲，汉语习惯用简约方法概括某项政策或某种概念，但在两岸关系中处理“九二共识”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越简化反而越容易引起争议，越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复杂化。苏起用“九二共识”四个字概括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的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结果，本有好心之善，也有简约之美，还有使用之效；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在各方不同解读下的扭曲与任性，其内容的失真、原义的失传，乃至后来的争议之大、说法之走样，可能也是发明者未曾料到的。民进党无论其执政还是在野，都一直不接受“九二共识”，幷用“九二精神”、“1992年香港会谈之基础”及“九二历史事实”等繁多说辞混淆视听，国民党内部则很早就出现了不同样式的“一中各表”的说法，而大陆方面也曾一度有过“各表一中”的说法。〔19〕无论是上面哪种说法，都是越简化概括，越容易产生歧义乃至争议。因此，不如采取“一中原表”的方式，先把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的原版文本全部奉出，用原版完整的表述说明双方曾经共同达成的“共识”，以避免“各表”方面的争议，更避免“事实承认”方面的矫情。也就是说，先复杂后简单反而是最好的方法。对“九二共识”的认知与解释，更应该采取先繁后简的路径，即采取“一中原表”的做法。〔20〕这样，原来的历史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且都是原汁原味的政策表述、甚至用语遣词，避免自说自话和事后“复杂化”解释。特别是，“一中原表”、“原版表述”已经包含双方承认且均予以表述的两个方面：一个中国与谋求统一；也包含双方默契下的战略模糊空间。“一中原表”表的是正解，是“两点论”，也表了战略模糊空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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