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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峰：中评社如何应对“后真相”时代？

http://www.CRNTT.com   2021-05-12 00:02:42

3.中评社要懂得与掌握回避回声室效应的固化群体思维，不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根据MBA智库的介绍：回声室效应由心理学家凯斯·桑斯坦（Cass R.Sustein）提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回声室效应”更侧重在网络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在无形中给人们打造出一个封闭的、高度同质化的“回声室”。回声室效应的形成原因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各种网络社交媒体的不断涌现与发展，让网络空间的回声室效应愈发凸显。因为部分商业网站会根据搜寻结果提供类似的信息资料，所以人们在选择信息来源时，就已经进行了信息的过滤，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群的分化，容易使得人们固守在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与意见的圈子里，而不同的圈子之间是相互隔绝甚至对立，从而导致形成“回声室效应”。我认为，回声室效应就是“后真相”时代的传播效应。中评社坚持做一个大众化的新闻媒体，要有广泛传播的能力，绝对不能把自己的传播能力局限在一个“回声室”中。此外还有类似的信息茧房、过滤气泡、群体极化、网络巴尔干化等等，都是要慎防的负面效应。 　　4.中评社要关注与研究“后真相”时代的新闻生态，知己知彼，才能利己。专家指出：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后真相”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有直接关联。如今，此类媒体已经取代传统主流媒体成为欧美国家民众主要的新闻来源。在现代主义兴盛的时代，客观事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这也是西方“客观新闻学”理念的精髓所在。然而，“后真相”却印证了新闻事实纽带的断裂。在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时代，事实经过无数次再阐释甚至是故意扭曲与篡改，其本身不再是新闻报道的核心，而是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总而言之，多元化、多样性、差异性、去中心化、碎片化、不确定性等成了新媒体传播的特征，西方的新闻舆论生态正在被改变。“后真相”对社会凝聚力和价值观的冲击值得我们深思。⑩西方的新闻舆论生态的改变，对东方的、尤其对台湾、港澳的新闻舆论生态又会有如何改变性的影响？这是中评社要面对与思考的时代课题。 　　5.中评社要运用大数据的武器，去迎战“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时代的克星应该是大数据，大数据分析是还原真相的利器。“后真相”源自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能够无距离接触和瞭解、解构的，也只有同样来自互联网的大数据。 　　专家指出：在治理虚假新闻的诸多方案中，大数据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巨量数据的集合，数据庞大、数字化、有规律可循是大数据的关键所在。大数据技术可以快捷地对新闻信息进行验证。网络传播时代，海量的信息已无法全部采用人工方式进行内容真实性的核实，因此，由传播技术进步带来的海量信息生产导致的大量失实信息的产生，也必须藉助技术的进步来解决。如前所述，大数据技术也许很难发现虚假新闻产生的原因，但可以发现相关关系。例如，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发掘整理，发现何人、何事、何种体裁、何种状态，会较多地产生虚假新闻，然后在类似场景出现时，予以警示甚至干预。研究者的调查表明，西方一些藉助大数据进行的新闻自动核查技术，重点对用户特征（包括个人级别特征和组织级别特征）、新闻特征（包括文本特征和传播特征）和网络关系（包括用户关系网、事件关系网和传播路径网）这三个要素进行自动查验。这三个要素实际上是网络传播中的三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和传播关系。具体而言，即基于大数据的自动核查技术对监控网络平台和媒体中的各种形式的公共话语——包括新闻报道、演讲、评论、辩论等内容进行核查。这个过程需要在语言处理和机器人学习的基础上，由资深媒体人、传媒研究专家、语言学家、法学家、计算机工程师等共同参与核查、比对，从而得出相关可疑信息真实与否的结论。⑪这样的论证，与中评社的实践有比较一致的结果。中评社并不是一心要做核实新闻真与假的机构，而是要运用大数据来观察“后真相”时代的特征，以跨越“后真相”带来的舆论场误区。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在对付“后真相”方面，国际社会在观念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技术并非绝对中立，算法同样可以被赋予新闻伦理和价值观，将会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我们要相信，“后真相”时代在全球齐心合力遏制下，一定会有大幅度褪去乱能的时候。中评社坚持初衷不动摇，乱云飞渡，我自巍然不动，就是最好的应对“后真相”时代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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