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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的“制度大爆炸”

http://www.CRNTT.com   2015-05-21 17:17:13

一些学者认为，让腐败的政府进行反腐败，无异于让一个掉入泥潭的人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出泥潭。朴正熙虽然自身是清廉的，但他的政府却充斥着腐败，他的两个继任者更是和腐败同流合污，事后追查贪腐金额双双超亿美元。金泳三和金大中也是清廉节俭的总统，但是他们的政府同样受到腐败的严重困扰，他们的亲信甚至儿子都卷入了腐败。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政府能够一意推行反腐，直至根本遏制腐败的势头呢？这是反腐理论上一个难解之谜。实际上，在很多学者看来，韩国的反腐之路绝非常态，而是特例，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印尼就是一个反面例子，1998年印尼虽然走上了民主化和法治化道路，但反腐上至今没有起色，依然是亚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观察到一个诡异的腐败现象—腐败具有“粘性”，也就是说，腐败一旦发展到特定程度，便会形成均衡，难以再打破。在这种境况中，即使每个人都认为应该停止腐败，也都从道德上谴责腐败，但就是没有人愿意首先停止腐败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达尔曾研究过亚洲国家“街头官僚”腐败的现象，他分析说，之所以没人愿意首先停止腐败，是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大家都腐败，那我为什么不能腐败”？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清廉与否无法改变腐败大局之时，每个人便都成为了腐败的共谋者。这是中下层官僚的逻辑，对于高层官员乃至领导人来说，为什么也少有彻底推行反腐政策的人？经济学家的解释是，领导人通常是腐败制度的最大获益者，而反腐却存在潜在的政治风险。 　　假如不能解决反腐败的动机问题，那么即使像印尼一样初步建立了民主和法治制度的国家，也难逃腐败的泥沼。这就产生了一个极为吊诡的现象，被认为是反腐法宝的民主和法治，在特定情况下，反而有可能助长腐败。例如有研究转型国家反腐败的学者提出，一些国家的贪腐官员利用法治的程序正义原则，逃脱法律的追责。也有学者观察到，一些新近民主化的国家，腐败程度甚至超过威权国家，主要原因在于，民主机制仅仅被当作政党夺取政权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制衡权力的机制。这种吊诡现象的根源在于，制度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同样一套制度，在腐败的环境中，可能会自我调适成为腐败的土壤，而在廉洁的环境中，则自我调适成为反腐败的保障。 　　这种逻辑使那些将反腐希望寄托在制度建设上的人们遭受了挫折，因为腐败的困境之中，要么无法达成建立有效反腐制度的共识，要么即使建立了相关制度，也会流于表面，或是走向异化。全斗焕和卢泰愚时代的韩国就是一个例子，财产公开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虽然已经萌生，但却丝毫没有效果。因此许多学者开始追问，是什么力量使一个腐败的政府成为反腐败的主导者，幷且能够成功走出腐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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