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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者的“中国式越狱” | |
http://www.CRNTT.com 2015-05-19 06:01:56 |
在陶依嘉、杨丽娟和另一位也曾经是出租车司机的上海市劳模钱斌看来,狱中犯人获得减刑、假释的机会,总体上是均等的。钱斌说:“比如工作学习上的表现如何,比如积分多少——监狱搞演出,积极参与编排节目的,演出成功获奖就能获得4分,如果效果一般,往往也能获得2分。还有演讲比赛,讲一些忏悔故事、重新做人的心得,都有可能获得积分。”陶依嘉、钱斌都曾经作为监狱演讲比赛的评委,参与评分。在钱斌看来,只要有减刑的欲望,有自我改悔改造的表现,就有可能被狱方挑选出来,与社会爱心人士结对。 钱斌所说演讲比赛获得积分,最后在减刑时起到一定作用,在职务犯罪者中亦有先例。前不久即曾爆出,公开在媒体上忏悔的服刑官员可能获得嘉奖和减刑,这样做,可能考虑到服刑人员“现身说法”的社会效果和教育意义。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同时,与忏悔书配合的案件反思报道,披露了“滥发索要奖金”“影视业潜规则”等细节。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认为,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当然,一些“博取同情心”的悔过,在民间有更多争议。比如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的浙江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悔过书中称,“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起早摸黑,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不赞同者认为,回忆过去时光与犯罪是否轻判乃至减刑无必然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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