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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者的“中国式越狱”

http://www.CRNTT.com   2015-05-19 06:01:56

专利减刑，确实于法有据，然而，这些如今连小学生都申请得到的专利，再给予人犯减刑，是否有不合时宜的“谬奖”成分呢？与同样来自足球圈的“标兵”谢亚龙相比，南勇的减刑众议颇多，有一大原因在于申请专利获得减刑，是一些获刑官员玩剩下的把戏。比如原浙江省奉化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梁剑兴自2008年因受贿罪被判入狱后，截至2014年11月，6年左右的时间之内，共有11项发明获得国家专利认证，其专利包括一种眼部按摩器、防PM2.5的一次性鼻套、药片计数器等。2011年，梁剑兴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一年零三个月；原四川省某市交通局副局长楼卫刚，自2006年入狱后，在服刑期间，与狱友合作发明了壁挂式点烟架、水下浇筑砼导管埋置深度显示仪共2项，并成功申请专利；原北京市国土资源地热处处长陈建平，在服刑期间凭借其在能源领域的发明获得专利认证…… 　　中国专利查询系统显示，服刑人员具备发明成果之后，委托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代为申请专利认证，早已形成产业链。有一些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甚至明码标价，为监狱服刑人员提供发明申请专利减刑服务。此种服务甚而可以度身定制——医务工作者拿卫生领域专利，能源专家拿节能减排专利，合情合理符合想象。更有甚者，甚至有人为了减刑而购买他人专利。当然，比起很难申请到的发明类专利，为减刑者“服务”的大多是实用新型类专利。 牢里是否“官”民有别 　　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的全国劳模陶依嘉女士，参加上海市总工会劳模与犯人结对活动，已经有近三十个年头了。她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她曾经帮助过一个小伙子，研究生毕业，入狱前是银行工作人员，本来在某国有银行做外汇管理工作，后来因为赌球挪用公款。获刑后，在陶依嘉的帮助下，他开始转变思想，安心服刑，主动提出为狱中的外籍犯人做翻译，由此获得了减刑。 　　与陶依嘉接触职务犯罪者不同，大众出租车公司巾帼班组的杨丽娟在帮助犯人期间，接触到的基本都是普通人犯。为了帮助犯人掌握知识，她和陶依嘉自费购买汽修、电脑等方面的书籍，还长期与一位女少年犯保持通信联系。乃至该名女犯最终获得减刑，也恰恰因为减刑而在18周岁前刑满释放，没有从少管所转送成年犯所在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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