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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南辕北辙的货币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4-05-31 09:41:35

第三，不符合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实际上，中央银行的理论与实践均表明，再贷款是央行为维持金融稳定，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而行使的。换言之，其启用的同时往往伴随着金融风险积聚。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中国央行通过大量的紧急再贷款，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支付风险；1999年农信社以及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出现挤兑危机，中国央行也通过再贷款加大救助；当然，由于农村金融有弱势地位，支农再贷款也被多次使用。除此以外，再贷款应该更注重防范危机的作用，央行应保持“最后贷款人”职责，而绝非“第一贷款人”。 　　第四，政策性贷款混淆财政金融界限，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根据目前消息，央行对国开行的3000亿再贷款已经得到了证实，据称这部分资金将会用于棚户区改造等定向支出。虽然加大棚户区改造有利于稳增长，但以再贷款作为资金来源有待商榷。实际上，这部分资金应由财政当局出资，或国开行直接发债获得。央行直接涉入政策性金融领域，代行财政职责，有混淆财政金融界限之嫌。 　　文章称，那么，不妨进一步探讨，为何央行会放置常规工具而多依靠创新工具？央行给出的解释是仿效国际经验，缓解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的相机运用。或有两个层次意思需要明确。 　　首先，就国际经验而言，不仅要学习，更要分析其使用的背景和条件。从美国经验来看，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不断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利率水平甚至降至0-0.25%区间。即便如此，美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放款意愿仍旧大幅下滑，可以说，创新型工具是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失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用的。 　　其次，再谈对银行流动性危机的理解。所谓“救急不救穷”，央行享有稳定金融市场的职责，应对流动性危机理应出手相助，但更需要考虑的是，为何流动性危机如此高发，且具有季节性因素？如果不从根本原因着手，所采用的手段是恐怕只是“治标”无法“治本”。 　　文章指出，上述二个问题都可以在当前较高的准备金率及过严的金融监管（特别是75%的存贷比）上找到答案。当前中国与危机中的美国所不同的是，传统货币政策并非失效，流动性紧张也源于资金供给端的束缚。中国准备金率高达20%，全球范围内绝无仅有，且其利率较低，相当于对银行机构征收了接近GDP2%的税收。此外，考虑到75%的严格存贷比限制、5%的营业税以及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挑战，可以看到，当前中国银行自我发展与价值实现已面临困境。 　　从这一意义上讲，认为在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之时，央行应该以公开透明的货币政策工具作为优选，而慎用不透明、选择性的工具。短期来看，应对资金压力与长端利率居高不下的局面，建议尽早全面降准与放松过严的存贷比考核。特别是降准可以相当程度上消除资金供给制约，缓解价格工具失效的矛盾，促进货币政策工具转向发挥价格型工具的作用，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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