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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南辕北辙的货币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4-05-31 09:41:35  


 
  第三,不符合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实际上,中央银行的理论与实践均表明,再贷款是央行为维持金融稳定,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而行使的。换言之,其启用的同时往往伴随着金融风险积聚。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中国央行通过大量的紧急再贷款,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支付风险;1999年农信社以及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出现挤兑危机,中国央行也通过再贷款加大救助;当然,由于农村金融有弱势地位,支农再贷款也被多次使用。除此以外,再贷款应该更注重防范危机的作用,央行应保持“最后贷款人”职责,而绝非“第一贷款人”。

  第四,政策性贷款混淆财政金融界限,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根据目前消息,央行对国开行的3000亿再贷款已经得到了证实,据称这部分资金将会用于棚户区改造等定向支出。虽然加大棚户区改造有利于稳增长,但以再贷款作为资金来源有待商榷。实际上,这部分资金应由财政当局出资,或国开行直接发债获得。央行直接涉入政策性金融领域,代行财政职责,有混淆财政金融界限之嫌。

  文章称,那么,不妨进一步探讨,为何央行会放置常规工具而多依靠创新工具?央行给出的解释是仿效国际经验,缓解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的相机运用。或有两个层次意思需要明确。

  首先,就国际经验而言,不仅要学习,更要分析其使用的背景和条件。从美国经验来看,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不断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利率水平甚至降至0-0.25%区间。即便如此,美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放款意愿仍旧大幅下滑,可以说,创新型工具是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失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用的。

  其次,再谈对银行流动性危机的理解。所谓“救急不救穷”,央行享有稳定金融市场的职责,应对流动性危机理应出手相助,但更需要考虑的是,为何流动性危机如此高发,且具有季节性因素?如果不从根本原因着手,所采用的手段是恐怕只是“治标”无法“治本”。

  文章指出,上述二个问题都可以在当前较高的准备金率及过严的金融监管(特别是75%的存贷比)上找到答案。当前中国与危机中的美国所不同的是,传统货币政策并非失效,流动性紧张也源于资金供给端的束缚。中国准备金率高达20%,全球范围内绝无仅有,且其利率较低,相当于对银行机构征收了接近GDP2%的税收。此外,考虑到75%的严格存贷比限制、5%的营业税以及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挑战,可以看到,当前中国银行自我发展与价值实现已面临困境。

  从这一意义上讲,认为在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之时,央行应该以公开透明的货币政策工具作为优选,而慎用不透明、选择性的工具。短期来看,应对资金压力与长端利率居高不下的局面,建议尽早全面降准与放松过严的存贷比考核。特别是降准可以相当程度上消除资金供给制约,缓解价格工具失效的矛盾,促进货币政策工具转向发挥价格型工具的作用,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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