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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

http://www.CRNTT.com   2012-08-11 09:13:44

韦伯认为如果用目的为手段辩护，信念伦理必定失败，因为从逻辑上讲，凡是道德上有问题的手段，信念伦理就必定会拒绝。但是，在现实的领域里，我们往往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这正是政治的起源。因为从信念伦理上说，信徒无法容忍这个世界在道德上的“无理性”，他们是“普遍主义伦理观”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鼓吹以“爱”抗暴的人，会呼吁其追随者使用暴力，最后一次使用以达到消灭暴力的境界。韦伯强调说，世界历史的全部进程其实都是由这个“相反的真相”所决定的，即目的和手段相反。推动“神义论”发展的古老问题，正来源于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仁慈的上帝或神却创造了一个不合理的、充满苦难的世界？推动所有宗教发展的动力正是体验到世界的无理性，从而发展出不同的“神义论”，政治正是由此而诞生的。在我看来，其实韦伯整个宗教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正在于从这样的“神义论”的宗教视野去解释“政治”。 　　早期的基督徒也很清楚，这个世界受着魔鬼的统治，凡是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人，也就是说，将权力作为手段的人，都同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对于他们的行为，真实的情况不是“善果者唯善出之，恶果者唯恶出之”，而是往往恰恰相反。任何不能理解这一点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稚童。[39] 　　这体现为任何宗教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不同的生活领域由不同的定律支配。伦理原则专业化，“使得伦理可以通过让政治去遵行自己的条律，使自己在处理政治方面丝毫不受伤害，甚至可以使得这门高贵的技艺得到极大的强化”[40]。真正的激进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根源其实在宗教。天主教的“福音书劝言”对圣徒和信教的骑士、庶民有不同的要求，对于僧侣来说，流血与求利皆是不可为之事，但是骑士可以使人流血，庶民可以去求利。道德的分级，却使得他们严密组合为一个社会整体，对此，印度教体现得更明确。对于基督教来说，因原罪而产生的世界的邪恶，使得伦理学很容易与暴力结合，将它作为对抗罪恶和危机灵魂的异端邪说的强制力量。而新教教义认为国家作为一种神赐的制度，其暴力手段具有绝对的正当性，新教尤其赋予权威主义国家以正当性。“路德将个人从战争的道德责任中解脱出来，将这一责任交付政府。在信仰的事物之外相信政府，绝不构成犯罪。至于加尔文教,他们知道，有原则地使用暴力，乃是捍卫信仰的手段。因此，加尔文教也承认宗教战争，而对于伊斯兰教来说，这种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的生命要素。”[41] 由此，韦伯认为，政治伦理问题的提出并不是由于文艺复兴的英雄崇拜而造成近代信仰失落，而是由于人类最早的宗教团体对暴力的运用决定了政治中伦理问题的特殊性，当然，韦伯这里讨论的都是西方的特殊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韦伯并没有因为这种特殊性而丧失对它的批判，这恰恰是韦伯区别于一般的西方优势中心主义论者的地方，这种特殊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西方的内部视野。它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发生的内在机制，并且一再强调其特殊性，坚定地否决其普遍主义的意义，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非常关键。无论对于宗教还是民主，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体现正在于其反思性的批评立场。这其中，韦伯追问的核心问题是世界暴力的来源，它起源于西方的宗教，尤其是犹太教；犹太教是韦伯倾注了特殊关注和情感的宗教，正是因为它对“西方近代经济伦理具有特殊历史意义”。[42] 但是韦伯却毫不留情地揭示它是贱民的宗教，耶和华是最具有复仇精神的神，“在世界其他宗教中，我们都看不到像耶和华那样满怀无与伦比的报复欲的万能之神。”[43]而《新约.马太福音》上耶稣的话也是：“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44] 　　政治暴力的当代形式则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韦伯明确地表示国家是暴力的源头，“国家理性”的产物不是别的，正是暴力。 　　呼吁不仅对外，而且对内使用暴力强制手段，是任何政治联合体的绝对本质。确切地说，按照我们的术语，国家之所以为政治联合体，在于“国家”是要求垄断合法暴力的团体，舍此在无别的定义。与《登山宝训》的“勿以暴力反抗恶习”针锋相对，国家主义主张“当要你对不义负责时，你应当也用暴力来帮助正义取得胜利。”哪里做不到这点，哪里就没有“国家”:和平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进入到了生活，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却根据一切行动的一种不可摆脱的教条，不可避免地一再重新产生出暴力。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看，国家理性都是其本身固有的规律的产物。[45] 　　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更决定了其暴力性，因为资本主义需要国家的保护。重商主义正是新兴国家与特权资本家的结合，它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二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构。“若不了解过去五百年来欧洲各国的竞争及"均势"[兰克（Ranke）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称此现象为该时代具有世界史独特性的现象]，就不可能理解近代国家的贸易及回避政策这些政策与当代经济制度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46]在韦伯看来，纯粹资产阶级的产业资本主义，几乎全部源于国家结构，这正是中国的类似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没有发展成具有西方特色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原因。西方的从资本主义角度看的“理性”的战争正植根于此，中国情况完全不同： 　　没有若干互相竞争的独立国家彼此长期备战的武装和平及由此决定的种种资本主义的现象，战争借款和用于战争的国家供给。无论[（罗马）帝国之前]。中世纪还是近代，西方分裂的各国政权都必须竞争流动资本。在罗马帝国和中国的大一统天下，却没有这种竞争，中国也没有海外及殖民关系。这阻碍了西方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共通的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它们都是掠夺的资本主义的变种，例如地中海国家与海盗行为有关的海外资本主义和与殖民资本主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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