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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知识、权力和责任

http://www.CRNTT.com   2012-06-26 09:02:06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中评社北京6月26日讯／“当知识分子群体失去了其独立性，而演变成商业的一部分、高度依附商业之上的时候，知识可为社会带来毁灭的影响。”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登载的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知识、权力和责任：经验和教训”如是说，详论如下：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所能产生的力量并不难理解。人们往往把媒体视为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外的一个独立的权力极。不过，就其本质来说，媒体之所以产生力量，主要是其背后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媒体只是知识的其中一种表达和传播方式罢了。从总体看，随着媒体表达和传播技术的发展，知识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 　　应当首先说明，我们这里并不想讨论科学知识。对科学知识的责任问题，科学家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例如核武器。核的发明是科学史上的一大贡献，但核武器可以对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在核武器发明之后，英国哲学家罗素等有个激烈的争论。科学知识的社会责任，也表现在今天人们对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的争论，人们对很多科学研究活动例如复制人类并不存在共识。这种情况的存在至少说明，人们（尤其是科学家）对科学知识的责任和伦理是有认知的。这里要讨论的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者。在这个领域，人们生产的是社会知识。历史地看，社会知识对社会的影响非常之巨大，甚至远较科学，但是对社会知识的责任问题，很少有人去讨论。 　　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知识的产生分不开，在一些历史的节点上，知识甚至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当16、17世纪之交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名句的时候，他是在描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知识在当时欧洲历史上所扮演的决定性的影响。当时，欧洲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摆脱了中世纪宗教神权主导的“愚昧知识”时代的阴影，确立了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学掌控了人类的精神领域，垄断了知识领域，宗教教义成为解释和衡量一切的标准。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把人类从宗教神学解放出来，把人类的目光从“形而上”的宗教神学，转向“形而下”的人类理性。文艺复兴的物质动力，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面的实际变化，主要是商业活动带来的人类的理性精神。现实商业生活中所发生的并不是宗教神学所能解释的。商业实践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宗教神学的怀疑，触发了人们对世俗理性知识的追求。理性主义是一个和传统宗教神学全然不同的新的知识体系，或者知识范式。 　　宗教、商业、政治和知识，这四个主要社会角色的互动，决定了欧洲近代以来的历史。其中知识和商业之间的联盟和合作，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知识首先从教会分离开来，在商业阶层的支持下，争取到一个较为独立的地位。历史学家一直强调政教分离的作用，这并没有错。如果没有政教分离，欧洲的历史就会改写。但他们往往忽视知识和教会分离的作用。无论是世俗政权还是商业，如果没有知识阶层的合作或者竞争，历史同样会改写。在知识和宗教分离之后，并不是说宗教就不再从事知识创造了。宗教仍然从事其有关精神和灵魂的知识，继续为社会提供这方面的需要。但从教会分离出来的知识群体则转向“形而下”的知识体系创造，或者社会知识体系的创造。自此之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变化，或好或坏，都和社会知识体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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