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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中国如何建设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体系？

http://www.CRNTT.com   2012-07-03 08:57:43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中评社北京7月3日讯／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登载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中国如何建设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体系？”，作者认为，政府必须主动负责，为知识分子搭建一个有效的创造平台，那就是自由；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依附政府的传统不改变，知识分子创造知识的使命感无从建立。详论如下： 　　中国目前所呈现的多元思想格局，一方面符合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其特殊性。历史地看，民间的思想解放会发生在如下几种情形。第一，当中央权力衰微，其对思想的控制不再那么有效，民间的思想空间遽然增加，思想自然表现活跃。第二，社会处于转型期间，利益多元化必然导致思想的多元化。第三，国家的开放带来了大量的外来思想，使得社会的“思想市场”多元化。 　　中国当代的思想多元同开放政策、社会转型、利益多元、民间思想活跃等因素都分不开。不过，造成这种格局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政府对思想的控制仍然很紧，甚至很严厉，但政府已经不再有能力提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代表政府利益的儒家提供社会世俗生活的思想和知识，但现在中国则不存在这样一个能够扮演传统儒家的思想供应者。同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对思想的需求急剧加大。一方面是不存在思想提供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需求，这就必然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各方面大量进口思想和知识，或者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或者来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限制思想的流通还是思想的创造不仅不可能，更包含着巨大的代价。在这方面，中国现在面临一种困境。因为不可能限制思想的流通，政府方面已经完全放弃了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的限制。尽管进口的思想既不能解释中国，也和中国的实践不相关，但它们在中国竞争，竞争对政策和社会的影响。随着各种思想尤其是左派和自由派的激进化，其对中国各方面的政策和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也在加大。问题在于，诸多进口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担负起知识的责任呢？从“五四运动”到当代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人们，可以确切地说，传播和贩卖这些思想的知识分子少有负责者。负责的知识分子是少数，而多数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个人所属的组织利益，对社会的责任无从谈起。 　　放弃对思想流通的限制，这是一大进步；但更大的问题是，中国还不存在能够解释自己、和自己的实践紧密相关、并能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或者知识体系。有关方面不仅自己没有能力来创造这种知识体系，而且也限制民间来担当这个责任。不过，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因为整个知识群体（无论是官方知识分子还是社会知识分子）处于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中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创造这样一种思想或者知识体系。很显然，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巨大转型，但思想和知识体系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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