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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知青对历史的反思

http://www.CRNTT.com   2012-06-09 09:07:57

文革第三年，1968年夏天，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在被利用以后又被彻底抛弃，全部成为“替罪羔羊”，山上下乡和发配边疆。 　　之所以说我们这批山上下乡“红卫兵”是“替罪羔羊”。因为当年我们这些中学“红卫兵”在文革初期仅起到破坏秩序的作用，那时我们还小不会整人和揪斗各级领导干部。 　　随文革深入我们只会到大专院校“红卫兵”那里看看大字报、助威起哄。至于12岁到15岁的初中生甚至没资格加入“红卫兵”，偶尔只有人加入“红小兵”，绝大多数只是呆在家里玩耍或陪伴父母担惊受怕。这些初中生在文革中连助威起哄的资格都没有。 　　从文革中的情况及以后披露的内幕看，真正被政客操纵利用打砸抢、整人的血腥“红卫兵”是那些大专院校和党政机关单位的造反派。 　　1968年夏天，在发动文革之人看到政治目的已达成，留下这些被教会“怀疑一切”“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只能是新政权“革委会”的祸患。 　　客观地讲刚刚学会独立思考，又没有既得利益的中学“红卫兵”，在文革中只是知道了党内斗争太多的丑闻和黑幕。许多人对“文革”失去热情和信心。 　　其实，北京几个著名大专院校“红卫兵”头目失控，不听召呼。才是令始作甬者十分头疼的真正原因。1968年7月28日，发动文革之人十分恼怒，召见大专院校聂元梓和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红卫兵“五大领袖”，把他们狠狠批评之后，使5人下台，派工、军宣队进驻北京高校。 　　随即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开始，时间是1968年8月。动员是以最高指示命我们以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方式，到农村去接受洗脑做农民。 　　当时的最高指示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细心的人会注意到，这条最高指示有两层意：一是去向，二是地位、方法。 　　去向：当然是上山下乡。地位：下去以后知青在农村地位：是被动的。最高指示使用的词汇是苛薄的“再教育”，而“再教育”一词是精神病学的专有词汇，意在要我们像精神病人那样忘掉过去，在农村重新做人。方法：是让知青接受农民教育（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民能教育我们知青什么？下过乡的知青都知道，无非是接受现实，逆来顺受，吃苦耐劳和自生自灭。 　　最高指示连知青到农村去的些许积极意义都不肯讲，例如：知青能带去知识、文化改变农村文化落后面貌。可见他打发我们上山下乡并无善意。 　　至于广泛使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毛给50年代知青题词，新闻媒体拿出来忽悠本届知青。在人多地少，农业经济被人民公社化完全破坏掉的贫穷落后农村，去些知青能大有什么作为？！只能和农民一样辛劳，一样忍饥挨饿，最终自生自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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