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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 |
http://www.CRNTT.com 2012-10-28 09:03:21 |
“我奶奶胆子比爷爷大,有一年家里来了日本鬼子,鬼子在外边砸门,一脚将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胸口,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爷爷,爷爷出门想跑,那鬼子一勾枪机,子弹从爷爷耳边飞过。此后,只要听说鬼子来了,爷爷就先跑了,家里往往是奶奶留守。” 《红高粱》中的王文义是莫言的老邻居,真名实姓。王文义是个老实人,年轻时当过几天兵,他胆小,鬼子打枪,可能是擦着他的耳朵了,他一摸有血,就喊“我的头没了”,把枪扔到水沟里。连长气得骂:“没有头,你还会说话啊!” 《红高粱》在莫言村里放,王文义看到莫言把他写死了,愤怒地拄着一根拐杖找管贻范:“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儿子就把我给写死了。咱们几辈子的邻居了,怎么能这样子糟蹋人呢?”管贻范回说:“莫言小说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这个土匪种’,难道我是土匪种吗?我不是还活得好好的。” 后来莫言回家,买了两瓶酒给王文义送去。“我把您塑造成一个大英雄了。他说什么大英雄,有听到枪声就捂着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头没了’的大英雄吗?我说您不是很英勇地牺牲了吗?聊到后来,大叔很宽容地说:‘反正人已经被你写死了,咱爷儿俩就不计较了。这样吧,你再去给我买两瓶酒吧。’”莫言回忆说。 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以后,莫言一炮而红。 当时,有人提议莫言应该把这个题材集中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莫言就把《红高粱》、《高粱酒》等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结集成《红高粱家族》发表出版。 《红高粱》里,莫言写了“我爷爷”,也写“我奶奶”。在《丰乳肥臀》和短篇小说《五个饽饽》和《石磨》里,莫言写到了自己的母亲高淑娟。 高淑娟1922年出生,17岁嫁给管贻范。高淑娟在黄土地劳累了一辈子,患有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1961年春节,正是吃不饱饭的日子,她把从牙缝里抠出的几斤白面,做成饽饽放在祖宗神位前当供品,年刚过完,婆婆让儿媳妇去收回,没想到饽饽被讨饭的偷走了。这可是一大家里半个月的口粮,高淑娟背负着偷吃偷藏的嫌疑,哭了大半夜。莫言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写了篇《五个饽饽》。 1994年,高淑娟因病去世,莫言悲痛不已,在故乡住了几十天,写了《丰乳肥臀》。《丰乳肥臀》让莫言拿到了大家文学奖的10万元奖金。后来莫言转业到了《检察日报》,在影视部为他们编写剧本。 “我母亲五十多年里,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等后来过上好日子,又老生病。她活着的时候经常感叹自己命苦。”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我姑姑,洗衣机 1955年,给莫言和哥哥、姐姐接生的,是姑姑管贻兰;1981年,给莫言女儿管笑笑接生的,也是管贻兰;1986年,给莫言妻子杜芹兰做流产手术的,还是管贻兰。 在去莫言老宅的前一天,南方周末记者问莫言要管贻兰的地址和电话,莫言说:“不用电话,我姑姑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当医生一辈子,那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她接生的,都知道她。” 管贻兰住的沙口子村和莫言老家平安庄隔河相望。作为《蛙》的真实主人公,因为莫言的获奖,不时会有记者来采访她。 姑姑是莫言最喜欢的亲人。“我小时候,家里人生了病,就会把我姑姑搬来,她给我看完病就开始讲她当天遇到的事,我们就瞪着眼听。她医药箱里给人打针的那种小纸盒,是我们最好的玩具。我写小说以后,一直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小说。”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莫言退学回家务农,不想种地,还跟父亲管遵仁学过两年中医。那时候,莫言回家已有4年,面对繁重劳作的黄土地,觉得生活没有出路,看不到未来,情绪低沉。 管遵义给莫言讲过一个故事。旧社会青岛有个老板的工厂开业,大门两侧需要挂牌,请了一些当地书法家写字。当时一个农夫在门外看见了,他光脚进门拿起笔来就写,写到最后一个字不写了,说自己手疼,一个月以后再补。老板后来一比,他的字写得最好。后来他的厂要开业前一天,老板找到农夫写了一个字,回家就对上了,一点不差。 “我父亲讲这个故事,是鼓励莫言,人一生一世一定要学好一样东西,不然被别人看不起。不能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管贻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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