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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 |
http://www.CRNTT.com 2012-10-28 09:03:21 |
现在屋后水泥地里翻晒玉米的薛老伯和村民们都知道了,他们小时候叫“斗儿”的孩子,靠写字拿了一个国际大奖。“斗儿”是爷爷管遵义起的,爷爷算是高学历的文化人,读过旧学私塾,家里有很多医书,写得一手好字。爷爷的意思是:别看他长得丑,他可是北斗星,长大一定成才。 管家隔壁的墙上和附近的跨河大桥护栏,都挂上了“热烈庆祝家乡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红色横幅。 莫言近千万字描述的“高密东北乡”。如今实指高密东北部的河崖、大栏两个原公社的区域,随着朝代更迭和时代变迁,明清时的旧称“高密东北乡”,先后改为河崖公社、大栏乡、河崖镇、夏庄镇、胶河疏港物流园区。莫言出生的村子平安庄,旧名“三份子”。 “我小时候,政府还没有修水堤,从屋里可以望到胶河。后来我小学失学后,还参加过胶河的水利工程,天天在河道里挖掘泥土。”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站在管家屋后,宽阔的胶河翻腾着昏黄的污水,高大的杨树一排排沿河延伸开去,高大的河堤上长满茂盛的荒草。 现在的村庄已经看不见期待中铺天盖地的红高粱,满目的黄色土地里,偶尔会有小块青绿色晚玉米沉默地站立着,凸凹站立着。 村南边的顺溪河和墨水河之间的沼泽地,当年土匪出没的芦苇湖泊,如今变成了一马平川的胶河农场。 1960、1970年代,河崖、大栏一代地势低洼,河道纵横,每逢夏季,经常水涝成灾。于是当地农民只能种红高粱,以此为主粮。 “在吃不饱饭的年代,红高粱浑身是宝,高粱米磨成粉,可以做成饼和窝窝头,或者酿酒,穗可以编织成草把扫地,叶子和枝杆用来给牛当草料,或者编织成草席和门帘,根部也可以敲乾净土晒干后当柴火烧。”莫言父亲管贻范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当时整个河崖公社(今天的夏庄镇),种满了高粱。一眼望去,满眼都是绿色,无穷无尽,风吹的时候,高粱不停摇晃,哗啦作响。 为治理洪涝灾害,当地政府大兴水利,挖河开渠,涝灾解除,大片的红高粱也从土地上消失。后来小麦、黄豆、玉米、蔬菜、棉花,成为了绝对的主角。同时消失的还有高粱酒、高粱饼、高粱窝头。 莫言的《红高粱》在1986年3期《人民文学》发表,被张艺谋看到,准备拍成电影,他将4个拍摄地放在了高密,分别是莫言家附近的孙家口村石板桥,高密南部的拒马河镇泊子村,西南王五水库的农户家和高密西部的峡山水库。 这时,高密农民已经多年不种高粱这种低产难吃的作物了,莫言领着张艺谋和乡亲们讨价还价,最后以每亩地300元左右的价格在酒坊外的3个外景地种植了130多亩高粱。 《红高粱》获柏林金熊奖后,高密政府给河崖至平安庄的马路取了个名字:红高粱大街。当地有商人灵机一动,推出了从莫言小说里借来的“我奶奶”的小名“九儿”,生产白酒。 正在莫言老宅屋后晾晒玉米的薛老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地早就不种高粱了,太难吃了,除了造酒没有什么别的功能。如今,偶尔有年纪大的村民种几株红高粱,也是为了编制扫把扫地用。 1986年,管家在规划的新村盖了8间红砖瓦房,全家就搬过去。老屋用来放杂物。后来因风吹雨打,两侧房屋和厕所、猪圈都拆掉了,只保留了正屋。南方周末记者沿河继续驱车前行4分钟,抵达莫言二哥家。 二哥管谟欣一家和莫言父亲目前住在这里。他一直在镇上工作,写了一辈子材料,退休在家。因为92岁的老父亲管贻范不愿意进城,他就一直在家里照顾父亲。管谟欣长得和莫言很像,只是个子要比莫言小一号,人比较黑瘦。 两年前,地方政府见不时有慕名而来的游客,要拨经费修理老宅,莫言不同意。 “现在拿了诺贝尔奖,政府又提出要修,开发成旅游景点,我们不同意,那样太张扬了,做人要低调。”管贻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身体很好,满面红光,就是耳朵不大好使,跟他说话要对着他耳朵大点声。 搬离老宅,莫言妻子杜芹兰和女儿管笑笑在新村住了两年。电影《红高粱》走红后,杜芹兰和管笑笑被转成了城市户口,杜芹兰还得到了一份工作。为此莫言在高密市区南关天坛路买下了26号院,盖了一个大院子。 1988年到1995年,莫言在这个自建的房子里创作了《酒国》、《丰乳肥臀》等作品。1996年,莫言和大哥一起买下了现在居住的房子。南关天坛路的26号院转卖给了朋友,再后来,朋友把房子捐给了高密市政府。 相比莫言在平安庄的故居,26号院鲜有记者造访。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如今这里已是高密凤城艺术团和高密妇女健身协会的办公地点。 莫言文学馆成立以后,馆长毛维杰把26号院里,当年莫言在这处居所中使用过的桌子、台灯、椅子,包括一台老式电脑,都搬到了如今的莫言文学馆里陈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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