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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 |
http://www.CRNTT.com 2012-10-28 09:03:21 |
我饿,我饿,我还是饿 “我父亲的脾气很暴躁,在外边不敢发作,回到家里就逮着老婆孩子撒气。我们兄妹经常挨打,大家都怕他;因为是大家庭居住,母亲凡事都让着同住在一起的叔叔和婶婶,对他们的孩子们关爱有加,对我们也很严厉。”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在1950年代进行的土改运动中,管家被划为“中农”,有自己的田地,靠自己劳动维生,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寄生虫”。 因为大爷爷被划为地主,儿子又去了台湾,管贻范全家受牵连,在大队当会计的管贻范终日愁眉不展,事事小心谨慎,委曲求全。在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压力,只能带回家。 “莫言小时候特别皮,上课时老是打瞌睡,还经常和同桌的同学交头接耳,中午午睡的时候跑到院子里玩。”莫言同村的小学同学李善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从记事开始,管谟业对童年和少年的印象只有饥饿。1958年,“大跃进”开始,全民大炼钢铁,家里的锅碗瓢盆、菜刀、门把手全被充了公,一家人除了莫言和奶奶,其他人都被安排去土炉炼钢、捡铁矿石。 公共食堂很快没有干饭了,只有野菜和发霉地瓜干。1959年春天,食堂也停办了,只能跑到地里挖烂地瓜吃。家里没有锅,莫言就从炼钢炉里的材料堆里,偷了当年日本兵戴在头上的钢盔,回家刷洗乾净,就用它代替锅煮菜饭用。 管谟贤回忆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那三年高密风调雨顺,因为炼钢,粮食烂在了地里。” 到1960年春天,平安庄开始饿死人。最多的一天,村里死了18个人。 “村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 莫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曾经吃过茅草根、树皮、棉籽皮、芙子苗、荠荠毛。听说南洼里有种白色的土能吃,莫言和哥哥一起去挖来吃,结果吃了大便拉不下来,只能大量喝水,用手往外抠。 那年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是给他们取暖用的,堆在食堂前面。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吃了一块,说煤越嚼越香。全班同学都去拿,上课的时候脸色蜡黄的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管谟业和同学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忍不住也咬了一小口,惊喜地说:“真的很好吃!”他们的大便也是黑色的,还能够被送进火炉里烧。 管谟业的母亲偷生产队的马料吃,结果被人抓住了吊起来打。他的大祖母去西村讨饭,在一个麻风病人家里,看到方桌上有半碗剩面条,扑上去就用手挖着吃了。 后来政府打开粮仓,按照人口发救济粮,每人半斤豆饼。“我奶奶分给我杏核大小的一块,放在口里嚼着,香甜无比,舍不得往下咽。”但粮食发得太晚,管谟业的三叔已经饿死了。 管谟业隔壁家的孙爷爷太饿了,把刚分给他家两斤豆饼全吃完了,豆饼油腻劲大,他回到家里不停喝水,结果豆饼在肚子里发开,把胃胀破,死了。 为了维持生命,父亲让大女儿退学回家,专门负责在地里挖野菜,加上一点玉米面或地瓜面,熬成稀饭全家喝。长期没有营养,大人水肿,人的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清晰可见。 “那时候捉到一只蚂蚱,在火上烧一烧就是美味;逮到一只老鼠用泥巴包着放在锅灶里烧熟了,奶奶或母亲就会把莫言和堂姐叫到一起,一人一半,连内脏和骨头都吃掉了。”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到了“文革”时期,没有再出现饿死人现象,管谟业也不用天天喝野菜红薯粥了,政府按照人头发放半年糠菜半年粮,还是吃不饱。管谟业和哥哥到玉米田里,寻找生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来回家煮熟,撒上盐用大蒜泥拌着吃。 顶替父亲去供销社工作的叔叔,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莫言夜里起来撒尿,也会摸一块,蒙着头偷吃。后来听说,癞蛤蟆的肉比羊肉还要鲜美,但母亲嫌脏,不许孩子们去捉。 直到“文革”结束前,管谟业终于可以吃红薯干吃饱了。这时他对食物的要求也渐渐高了。有一年年终结算,生产队分了他家29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村子有人卖病死的猪肉,上面都是黄豆一样大的米虫,价格便宜,村里人都围着买。看见父亲舍不得,管谟业一个劲儿哭,最后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肉,回到家里煮熟了每人一碗。 “我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荤油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咙像被小刀子割着,难受又幸福。”莫言回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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