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好通胀治理的度、量、衡

http://www.CRNTT.com   2011-08-30 08:28:03

中评社北京8月30日讯／今年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从严控制了作为通货膨胀基础的货币条件。受此影响，物价加速上涨的压力有所缓解，保持价格总水平稳定的基础得到增强，但通胀压力仍不容小觑。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正确研判物价上涨的形势和新特点，综合考量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把握好通胀治理的度、量、衡。 　　通胀治理的度——调控政策存在临界点 　　金融时报发表央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杨农文章认为，本轮通胀治理中，货币政策效应已充分体现并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在连续紧缩的作用下，推动通胀上行的货币因素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面对依然存在的通胀压力，货币政策可能将会承载过重，超过某个临界点后，政策实施的成本将不断提高而边际效应可能减弱。 　　一是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空间已明显收窄。从存款准备金率来看，目前大中型金融机构已处于21.5%的高位，去年以来的连续9次上调已累计冻结银行3万亿元左右资金，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已下降到1%左右，流动性压力明显加大。从利率来看，伴随连续三次上调，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已达7.05%，创近10年来新高，企业资金成本明显上升，还本付息和持续经营压力骤增。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已连续突破高位的情况下，再依靠紧缩来缓释通胀压力的空间已较为有限。 　　二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不足和低参与度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货币政策的效果体现，需要畅通的传导渠道和广泛的影响层面。中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成熟度不够，广度和深度不足，市场化程度尚待改善，由此导致微观主体参与程度非常有限。以债务资本市场为例，至今年1季度末，中国本币债券规模占GDP比重仅为48.7%，远低于日本的201%和韩国的111.4%，更是显着低于美国水平。虽然近几年中国金融市场已实现巨大发展，但与货币政策效果良好传导所要求的成熟度和参与度相比，仍需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发展非一日之功，在当前环境下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作用受到较大制约。 　　三是侧重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要破解当前通胀压力居高不下的难题，应根据不同成因对症下药，否则难以实现预期效果。当前来看，通胀上行的结构性矛盾更为显着，这就需要利用结构调整、利益分配和政策引导等结构型调控政策来解决，货币政策作为总量调控政策其效果并不明显。而且，由于货币政策总量型的特征，继续紧缩甚至可能会改变供给条件并推高部分行业的价格水平。 　　通胀治理的量——客观研判CPI指标 　　文章表示，面对复杂的物价调控局面，进行科学决策的前提首先是客观判断物价走势及其对居民生活的实际影响。在中国，通常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判断通胀水平的标准，而且几乎成了唯一的标准。实际上，单一盯住CPI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出现了诸如居民对通胀的切身感受明显高于CPI涨幅，或者通胀水平在测度技术上可能被高估等现象。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CPI作为生活指数的估计本身存在一定偏差。严格意义上讲，通胀的精确测量为个人生活所需费用的增幅，称为生活指数（Cost of Living Index，CLI）；在实际测量中，往往以CPI进行估计，这种估计存在一定偏差。 　　二是当前用CPI衡量居民生活成本的变化可能存在一定误差。第一，对消费者选择性消费的忽视。当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时，消费者会减少此种商品的消费，转向其他替代品。以猪肉为例，当猪肉价格剧烈上涨时，消费者会减少猪肉的消费量，购买其他食品进行替代。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全年购买猪肉数量与猪肉价格年平均涨幅基本呈现反向变动关系，验证了替代性消费选择行为的存在。第二，未体现近年来居民消费支出项目的变化。目前CPI中统计的服务类消费项目，并未考虑居民的金融、保险及其他服务类消费支出，而在2009年上述三类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已达8%，其重要性已不可忽视。如将此类项目纳入CPI计算，则能更全面地反映居民服务消费的整体价格水平。第三，未考虑多种消费模式对商品价格水平的影响。中国CPI计算中价格调查点的选择是以零售额或经营规模为标志，从商业业态、农贸市场以及医院、电影院等提供服务消费的单位中随机抽取产生。近两年，由于上述有形消费场所商品价格上涨显着，促使消费者转向网购或团购等消费方式。这些新兴购物方式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同样功效的产品或服务，但价格却有显着下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价格上涨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此外，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品质量或功能改进也对增加消费者效用和抵消价格上涨不利影响有积极作用。 　　由此可见，作为真实通胀水平的一种估计，用CPI衡量通胀水平本身确实可能存在一定误差。因此，对于CPI数据的短期波动，我们应客观看待。如果因为CPI传导的信息而误读了当前真实的通胀水平，将得不偿失。我们只有综合观察反映通胀的各项指标，尽快引入核心通胀率指标，建立更加科学的通胀指标体系，才能更好地作出政策选择。 　　通胀治理的衡——实现四方面平衡确有必要 　　文章指出，宏观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内在联系的各方面需要实现良好的内在平衡，唯此方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对当前中国通胀治理政策而言，也要处理好以下四方面的有效平衡。 　　一是不同治理政策之间的平衡。当前中国的通胀不仅是一种货币现象，而是兼具总量性和结构性特征。对待这种综合性通胀，单一类型政策可能难以有效应对。特别是在当前货币政策作用空间收窄、政策效果弱化的背景下，应更多倚重财政政策，针对引起通胀的直接原因综合施策，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从侧重增加开支转向侧重减少收入，从增收转为适度减税，让利于民、还利于企，发挥其防控通胀的应有功效，主动配合货币政策共同抑制通货膨胀。 　　二是监管政策和调控政策的平衡。市场运行需要完善监管，经济形势需要适时调控，监管政策和调控政策互相配合，共同推动经济稳健运行。然而，二者之间如何实现有效平衡也是决定通胀治理成效的关键。在连续紧缩作用下，金融市场运行产生了一些不利信号，其所隐含的经济运行警示信息不容忽视。为促进市场有效有序运行，客观上需要对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管,这是防范市场风险的有利措施。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区分监管与调控的差异，区分监管政策所追求的稳定性和调控政策所追求的相机抉择之间的不同，避免将二者混淆。如果监管政策频繁调整，偏离了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环境这一本意，则必然造成参与者无所适从，市场行为受到侵扰，进而使得金融市场的信号作用减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预警功能。 　　三是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平衡。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金融深化过程、金融创新严重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些合理的流动性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可能会危及经济运行。近期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大幅波动、债券利率不断攀升等迹象，已经显现出资金短缺的苗头，金融市场的运行对实体经济的反作用不可忽视。在普遍紧缩的过程中，资金成本的上升会大幅侵蚀企业利润，小型、微型企业的融资环境将更趋严峻，融资难这一固有矛盾愈加明显。这一系列影响，经过短暂的发酵，会传导至实体经济各领域，对工业生产、价格运行和就业稳定等都将带来一定冲击，加剧当前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四是价格上行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稳价格和促增长是宏观调控两大主要目标，但二者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冲突。为稳定价格而出台的紧缩措施，可能会伤及经济增长；而为刺激增长而出台的宽松政策，则会加大价格上行压力。本轮价格上行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经过“刘易斯拐点”后的劳动力价格快速提高。历史经验来看，经历这一拐点后的经济体，其价格水平在数年内都会处于较高水平，但经济发展仍会稳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印证了这一点。因此，我们需要正视未来价格运行中枢或将抬升的一般趋势，适度提高价格水平上升的容忍度。在价格水平上升的同时，利用财税政策加快收入分配调节，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避免居民生活水平因通胀而降低，防止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