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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仍是稳增长的主要动力

http://www.CRNTT.com   2014-06-17 09:10:27

如何投：消除资金成本及债务依存度过高的体制基础 　　问：目前，资金成本高企不下，而据我所知，资金并不短缺，问题究竟在哪里？ 　　李扬：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国家。自1994年以来，中国国内部门总储蓄率政府、企业和居民户的总和储蓄率一直攀升，2013年底，甚至超过50%。基于这一事实，中国国内投资的资金约束，并不体现为资金的短缺，而是体现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并因此人为造成资金成本上升和债务依存度过高。因此，所谓解决好“如何投”的问题，主要是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快调整金融结构，以期在总量上切实抑制资金成本上升的趋势，在结构上有效解决债务依存度过高问题。 　　问：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金融领域堪称乱象丛生。流动性过剩的同时利率高企，金融系统自我服务倾向愈演愈烈等，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伤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扬：这主要归因于中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扭曲。 　　其一，流动性过剩与高利率的怪异组合，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密切相关。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及其变化与货币供给机制关系过于僵硬和直接：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直接导致中国货币供给总量不断扩张；为杜绝“输入型”通胀，央行不得不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对冲”操作这固然“冻结”了高达20万亿的基歹币，但也致使市场上可贷资金短缺，导致利率水平攀升。应对这一问题，我们显然需要改变外汇储备由货币当局直接管理并成为中国货币供给变化主导因素的格局。惟其如此，中国的利率方能恢复到与流动性过剩相适应的低水平；货币当局在摆脱了被外汇储备绑架的局面之后，方才有可能自由、独立地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这是一个议之甚久，在2006年曾有所启动，但因种种原因而浅尝辄止的一项重大改革议题，如今，我们必须下决心彻底解决它了。 　　其二，在多重管制体系下，中国的金融抑制呈不断恶化之势，并进一步导致“创新异化”。金融机构力图避开行政色彩极强且部门间严重分割的金融监管，包括规避信贷额度配给制和限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提供贷款的政策，大规模从事监管套利，便是其主要表现。加之资本金约束、贷存比的流动性约束，使得银行追逐由存贷款利率分割、不同市场监管规则差异所造成的“息差交易”机会大大增加。在货币信贷存量较高且增长迅速的情况下，资金成本的上升，反映了大量资金在金融部门内部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商业银行近两年同业业务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由2010年的8%飙升至2012年的12%，有些股份制银行已超过25%，便是明证。解决此类问题，显然需要我们按照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彻底摒弃那些非市朝的信贷配给制度、信贷额度控制和贷款投向管制，摒弃早已脱离实际的存贷比管制制度，改用各种监管指标，实行间接管理，进一步深化中国金融体系的市朝改革。 　　其三，多部门分业监管模式，人为造成大量套利机会，而且，在混业已经在金融产品层面大规模展开的情势下，坚持分业监管将使得我们无法把握信用总量的规模、结构和动态变化，弱化了监管效率。就此而论，尽快改革早已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分业监管格局，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四，从资金需求侧看，资金成本的上升反映了广泛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作为重要的融资主体，其软预算约束问题严重存在，这是产生道德风险的最大温床。由于这些融资主体对资金价格的敏感性相对较低，对资金需求始终处于饥渴状态，其融资规模的扩大，便会推高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对此，应深入推动地方政府和国企改革，硬化它们的预算约束，减少它们对资金的无效占用。另一方面，政府长期实行的“父爱主义”，使得市场缺乏风险意识，一些金融产品的投资者甚至认为中国不会出现违约风险，或者，即使存在违约风险，也会有银行或政府的隐性担保作为安全保障。广泛存在的“刚性兑付”问题，进一步助长了无风险意识的市场套利行为，加剧了投资者的道德风险。解决这些问题，显然需要我们迅速建立包括存款保险在内的市朝风险处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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