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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对话贺卫方谈中国宪政争议

http://www.CRNTT.com   2013-06-07 10:20:24

贺卫方：我认为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官方最高层已经介入事情中去，尽管官方也有发表如“七不讲”的文件，但这文件好像发下来，到了一定程度，似乎让人感觉又收回去了，所以官方立场态度在这问题上似乎不太清楚。但是很明显现在左派更兴奋，右派更绝望，目前可以这么说。 　　联合早报网：现在这种争议的展开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改变？这种争议有什么价值？ 　　贺卫方：我觉得可能会把问题挑得更明白，到底中国未来的方向是什么。一个“中国梦”可能让大家更多地沉浸在一个昏昏噩噩的梦想之中，除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一种说法是比较清楚的以外，政治制度到底朝哪个方向走，国民的价值追求到底是怎样的方向，似乎谁都不知道。所以现在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最高领导层的观念不大清楚的时候，有这么几个人将问题挑明了，也许有一定的好处。正如我对于杨晓青教授那篇文章的评论一样，我说，这至少让人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兼容的，它需要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如果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么我们能否将宪政同时作为并行不悖的的目标？如果中国要建设一个宪政国家，建设民主国家，我们的方向又是怎样的，困难又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联合早报网：这样的争论会对最高领导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贺卫方：他们可能有一点点要被迫表态的一种感觉。但是今年，我觉得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困难的一年，12月份是毛泽东的120周年诞辰。你知道中国人很重视还历，六十年一甲子，而这是120年，双甲子，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中共中央要用一个怎样的方式去纪念这个活动？如果说进行大规模的纪念的话，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怎么评价？是否应该重新评价，这可能是摆在他们面前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总觉得，今年之内，尽管十月份会开三中全会，好像历史上几次三中全会都特别重要，我觉得今年的三中全会可能会非常模糊，也许会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三中全会。 　　联合早报网：从外部来看，“习李新政”不久就开始出现思想领域的争论。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会是一件好事吗？ 还是应该搁置这种思想的争议？ 　　贺卫方：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搁置已经从邓小平时代开始，搁置了20几年了。邓小平的策略就是不争论。不争论有好处，经济发展能在一个相对简朴、不争论的状态下，把相关政策的价值发挥到最高的一种限度。但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把一些问题讲清楚的时候，邓小平时代的那种做法已经无以为继了。 　　邓小平的那个时候特殊，因为没有网络，只要中国的几大官方媒体不争论，民间在酒席桌上说的争论其实不算什么，没有产生什么广泛的影响。但是今天已经是特别不一样的时代了。网络出现了，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什么样的观点都展现出来。这个时候如果再不把某些事情说得更明确的话，它就会让人们无所适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向也会变得模糊不清。整个共产党的系统，各级官员会觉得说走哪条路是说不清楚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应该让它慢慢地展现出来、说清楚。 　　其实在2003年“胡温新政”的时候，人们是有过一次从希望的高峰到绝望的谷底的经历。但是那个时候毕竟是也许不把问题说清楚，也能慢慢地就这么维持；现在到底能不能维持都是一个问题。章立凡先生在微博上说，“五年看改、十年看埋”，那如果说再不进行强有力、明确的改革，可能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一般的，五年以后如果再没什么变化的迹象的话，也许大家就会真的发自内心的绝望。 　　联合早报网：通常思想争议，按照刚才您讲的要出现对现实产生一定作用的结果，那最后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比如说是以左或右一方的胜利、占上风为结果，还是说最后由最高领导人拍板，像当年邓小平一样。您认为最终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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