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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之子忆父: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http://www.CRNTT.com   2010-11-30 14:20:54  


 
家事

  母亲去世后,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我先是在一所乡间小学教书,帮助祖母照顾两个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后,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声中,我加入了青年远征军,抗战的同时一心借机到延安找父亲。我所在的部队在贵州呆了十个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传到营地当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呐喊声响彻云霄。

  在贵州时,我通过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表哥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过重庆,转到新华社的何其芳,何其芳将我的长信转给在延安的父亲。遵照何其芳指点,退伍后我没有回乡,而是带着他的信立即赶到南京,在梅园新村与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那时我住在表哥家。一个酷热的夏夜,我正在楼下乘凉,忽然看见大铁门外一西装革履客人直奔我打听表哥。我们俩互相看着,虽然分别了11年,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很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进了楼门,上了楼梯,还有两位同样绅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来。在楼梯拐角处,他停住脚步把我拉近身边问我:“你就是艾若吗?”“是啊!”父亲很高兴,他立即回头介绍:“这位是潘梓年……”我只顾向楼上喊表哥快出来。

  我后来知道,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教授、专家共20人访美,其中包括来自解放区的欧阳山尊和父亲等四人,父亲是共产党这边的团长,这一次是来南京办签证的。我们父子俩个在南京一连谈了好几天,父亲让我赶快回益阳把两个弟弟带出来,北上与他会合。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父亲与苏灵扬结婚后,又生了女儿周密和儿子苏苏。1946年,苏灵扬带着周密与苏苏坐马车,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因为白天怕遭轰炸,都是夜行军。马车在夜里翻到山沟里,两个骡子都摔死了,苏苏被重重的文件箱压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过了很久,骑着马打着灯笼赶了过来。那天也正好是他与我们在南京告别后重返张家口的当日,听说当时父亲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是几个人把他搀扶起来架上马背的。苏苏的死对父亲和苏灵扬两人都打击很大,特别是对苏灵扬。我们是到北京后得知此事的,也不敢当面提及。文革中,连6岁就夭折的苏苏也未能幸免,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

  解放后,苏灵扬在北京任一个中学校长,很多的人说这个校长不错,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爱人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不被容忍的,父亲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她反对还是和她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扭头便走,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我在哈尔滨工作,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我只好在同学家借住。

  我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在父亲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当时父亲、茅盾等人每个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从来也不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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