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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之子忆父：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http://www.CRNTT.com   2010-11-30 14:20:54

父亲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上世纪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在那种形势下，父亲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父亲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特务的纠缠。所以，我童年的另一个印象，便是经常搬家。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30年代，父亲他们与鲁迅、胡风等人在上海有过一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论争。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批评父亲“到处用手段”，还把父亲与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位一同去向他汇报“左联”工作的人，讥为“四条汉子”。 　　在我的理解当中，父亲他们当年只有20多岁，鲁迅40多岁，我觉得四条汉子对鲁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告诉我，那时候他们还经常来我家作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谓两个口号之争像后来渲染的那么誓不两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风梅志怎么会经常去我家作客呢？但是后来的政治斗争将这个本来属于文艺战线的讨论无限政治上纲，甚至后来升级到“反党”的地步——讽刺的是，当时父亲是代表中共去和非党人士鲁迅谈的，怎么到头来变成是他反党了呢？我想，鲁迅先生当年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发个牢骚，或者顶多是个讽刺。大概他自己也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四条汉子”会成为一个罪恶的代号，而这个评价成了父亲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的母亲 　　母亲吴淑媛出身于益阳一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父亲小时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们互相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虽然那时候他们年纪还很小。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母亲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这么多人没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给的那些钱维持生活。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外婆。 　　很多年后，我经常想，母亲对自己丈夫所从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并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么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随着父亲，只要是父亲做的事，在她眼里就是正确的，她就会无条件支持。这其中，也许有母亲传统道德观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她对父亲毫无保留的爱和信任。 　　1934年，母亲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阳老家，以往父亲总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而母亲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常。 　　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约瑟”。不久，母亲收到父亲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母亲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一天。父亲爱吃母亲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我们三个小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我知道我们不能吃，因为这是母亲特地给父亲做的。我不吃，两个弟弟也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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