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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之子忆父：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http://www.CRNTT.com   2010-11-30 14:20:54

我对着病榻上的母亲，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感觉只是一片茫然而无望。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为了请医生，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开始卖掉一个个景德镇精致的上品瓷坛。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医生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像筷子般一样长的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甚至全身紧缩，以至泪流满面。但我从没有听到过母亲一句呻吟。 　　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开花的两株硕大牡丹突然绽放开来，亲戚们都说是不祥之兆，我不信这些，但是在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时，母亲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虽然说起来还有一个父亲，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了孤儿。 　　我不知道当年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回老家，是否是他新生活的一个“预谋”。其实那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父亲与苏灵扬的关系，只有母亲还蒙在鼓里。我后来在上海见过父亲当年的朋友陈子展老先生，他告诉我：就在你们走后，我到你们家里去，看到屋里墙上挂了一件红大衣，那大衣不是你妈妈的，你妈妈个子高，那红大衣是小个子女人穿的。 　　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也回忆，1934年父亲从益阳回到上海后，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大变。他换下以前穿的西装，换上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的那个人也换了。很多年后，我和梅志也成了朋友，她说：“我上你家去过好多次，我觉得你妈妈太贤惠了。” 　　即便母亲在知道此事后，她仍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抱怨父亲的话，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母亲只是提及，有一次帮父亲收拾衣服时，在西装夹层口袋里发现一女性写的一封信，看过后，她还给了父亲。她从来都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他不会另有所爱。直到她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她对已经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没有一句抱怨…… “文艺沙皇” 　　父亲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是1937年从上海出发，11月初到达延安的。 　　在我看来，早期的父亲属于人道主义者，而他的人文观念主要来自俄罗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营养。那一时期的毛泽东，在这些方面和他有共同语言，他们肯定有彼此欣赏的成份。反过来，父亲更欣赏、乃至崇拜毛泽东。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有了学问要献给国家、献给领袖，既然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青睐，他必然要尽全力报答。 　　父亲在文艺理论上面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很为毛泽东所看重。父亲到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经常让父亲帮助阅看，而父亲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泽东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扬外没有第二人。 　　到达延安之后，父亲先后任边区教育厅长和鲁艺副院长。应该说，父亲这些文化界人士的到来，给延安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1939年，他被任命为鲁艺副院长，鲁艺的工作后来一直由他主持，鲁艺作为党的文艺干部的摇篮，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和创作队伍骨干。 　　延安时期，父亲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文艺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集录了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一直贯穿到毛泽东，实际上也将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提而他的序言，其实也是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而写的。自此，这篇讲话成为全国的文科学校都要学习的经典之作。父亲也藉此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的宣传者、阐发者乃至党的文艺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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