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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罢工潮与中国的转型动力 | |
http://www.CRNTT.com 2010-07-07 09:08:38 |
劳方意识的增强 但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转型对劳方则有很大的影响,这直接导致了劳方权力意识的产生和强化。尤其是对年轻一代人(80后和90后)的影响更大。他们的父辈从毛泽东的艰苦生活时代过来,对艰苦的工作条件能够理解和忍受,不会随意表达不满;但改革开放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对物质生活和公平正义的要求很高,忍受物质艰苦和社会不公的能力远低于父母辈,并且也倾向于表达自身的不满。从政策转型的角度来说,劳方意识的增强有利于中央政府的经济转型,因此是有利因素。在中国目前地方政府和资方构成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没有劳工方的压力,中央政府制定的任何政策都很难执行下去。只有结合了劳工压力,政策才会有推行下去的可能。 罢工潮发生了,这既不可避免,也并非是消极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劳工运动。处理得好,中国经济就可以逐步逃离目前在政府、资方和劳工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恶性循环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资方利用廉价劳动力,没有动力通过提高技术和管理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地方政府只关注GDP和就业,自然和资方结成联盟;而劳方也以出卖低廉的劳动力为主,没有动力来提升自己的技能,始终停留在低层次的技术水平。这种恶性循环一直是中国产业得不到升级、经济结构得不到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劳工运动处理得好,就可以有助于两种结构的转型。第一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个方面的转型,至少就中央层面来说,思想和政策方面早已经准备好,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动力。现在劳动方有了压力,政策的执行就变得可能。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往的经验看,这会促使中国经济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第二是阶级和阶层结构的转型。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或者阶层,社会结构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或者“工”字型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最不稳定的。只有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社会稳定才会有保障。在中产阶级成长过程中,来自一次分配的劳动收入最为重要。中国中产阶级一直得不到壮大的最主要障碍,是劳动者收入过低。一次分配是中产阶级的主要经济根源,二次分配不能培养出一个中产阶级来,而只是在保护业已产生的中产阶级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处理不好劳工运动后果严重 劳工运动如果处理不好,就很危险。无论是政府、资方和劳方都存在着政治化的倾向性。政府方面可能因为怀疑劳工运动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甚至政治稳定,采取强制性的高压措施,从而激化和劳方的关系。劳方如果其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也有可能使运动政治化,把单纯的争取工资和福利的经济事件转化成为政治事件。不过,政府和劳方这两者之间无论怎样互动,都会对资方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政府站在资方这边,那么劳方就会不满;如果政府站在劳方一边,资方就会不满。无论是资方的不满还是劳方的不满,都会有后果的。劳方的不满会导致劳工运动激进化,资方的不满会导致投资积极性的下降,甚至不投资。 要实现政府、资方和劳方三者关系的良性循环并不容易。不可否认,到目前为止,资方所支付的工资水平过低、资方盈利水平过高。但从长远来看,工资水平的提高必须是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资方(尤其是外资)现在所重视的,就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土地成本和环保要求低是资方投资中国的最主要考量。土地成本现在上去了,环保也不能忽视了,唯独还可以考量的就是低劳动成本。如果劳动成本也控制不了,如果要继续盈利,那么就要增加附加值。但高附加值取决于技术水平。在没有技术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劳方的抗议可能会无济于事,因为薪酬待遇的调整空间有限。资方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会选择少投资或者不投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无论对哪一方都没有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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