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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http://www.CRNTT.com   2012-10-28 09:03:21

学医那两年，莫言在姑姑家里看了不少书，还听管遵义给他讲了很多历史上的传奇和聊斋里的故事。后来，莫言小说里出现的老人，都有管遵义的影子。包括莫言的毛笔字，也是那时受大爷爷的影响，为的是学开中医方子。 　　莫言小说里的人物，大部分在老家都能够找到原型，《生死疲劳》里的“蓝脸”，是20世纪推广“集体合作社”时，村里一个坚持要单干的老农民。此外，妻子杜芹兰的母亲，不愿意把自己分到的田地合并交给生产队，手拿《人民日报》去到山东济南，拿到当时省长的批示，回家后贴到大门口，以抵制上门纠缠的工作人员。 　　莫言的四叔管贻寿，1984年赶着牛车往40里外的县糖厂送甜菜，在途中被一个酒后无证驾驶的司机压死，当时这个司机正给一个公社书记家建房拉砖瓦。事件发生后，书记动用各种关系，上门威胁利诱，最后赔偿了500元人民币。莫言和哥哥得到消息后，准备回乡打官司，被父亲制止：“人死不能复生，宁叫一家冷，不叫两家寒。”莫言以此为基础，写了《天堂蒜薹之歌》，把惨死的管贻寿留在了小说里。 　　“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莫言在写《天堂蒜薹之歌》时，伪造了这段名人名言。 　　《蛙》的原型、姑姑管贻兰沾了“文化”的光。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管遵义政治上被划为“地主”，加上儿子又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去了台湾。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关心人民的健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训。当时有文化的人不多，姑姑从小开药方，认识字，被当时的县卫生局选中，成为新法接生培训班的首批学员。 　　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管贻兰接生的孩子差不多有两万个。在农村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管贻兰在当地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夜里不敢一个人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如今管贻兰回忆起往事：“当时的政策是‘两个正好，三个多点’。农村人都想要男孩。中国人口这么多，不搞计划生育，一年高密就能生出一个乡镇。原来一个村两百多户，一年就能生六百多个孩子。地里的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后来慢慢乡亲们也理解了。” 　　莫言大哥家两个儿子，二哥家一男一女；莫言姐姐连续生了三个女儿，第四胎生了个一男一女的双胞胎；莫言妻子杜芹兰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户口还在农村。按政策讲，他第一个孩子是女儿，间隔几年后可以再要一个。 　　当莫言刚刚调到北京时，妻子怀孕了。“如果我是普通战士，是志愿兵，可以要第二个孩子，但我们总部机关特别严，不能要第二个孩子，几千干部都没有第二胎，不能因为我影响了整个单位的荣誉。” 　　莫言回到山东做老婆的工作。 　　杜芹兰流产完，县里奖给莫言一台洗衣机。 　　2002年春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跟着莫言回高密过年。大江对莫言的姑姑很感兴趣，后来在很多次演讲中都提到姑姑。 　　“我写《蛙》是因为报纸上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当时这个政策说要管30年，政策到期后，这几年学术界开始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许多讨论，我觉得写这个故事的时机到了。”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莫言写《蛙》的时候，管贻兰已经退休了，和从医院开救护车岗位退休的老伴一起给她的四个孩子带小孩。她和丈夫都是城市户口，按照政策，四个孩子都只要了一个孩子。“管笑笑是独生子女，她爱人也是独生子女，笑笑现在已经生了一个女儿，还可以按照政策再生一个，到时候一个姓管，一个姓苗。也算有了香火。” 　　《蛙》之后，已经当上了姥爷的莫言，和妻子平时在家给女儿带外孙女。 　　刚刚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他已经在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了：“北京人太多了，城市太喧嚣了，我现在就盼着退休，该叶落归根，高密老家挺好的，亲人都在这里，我的书房也比北京的书房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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