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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http://www.CRNTT.com   2012-10-28 09:03:21

“我奶奶胆子比爷爷大，有一年家里来了日本鬼子，鬼子在外边砸门，一脚将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胸口，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爷爷，爷爷出门想跑，那鬼子一勾枪机，子弹从爷爷耳边飞过。此后，只要听说鬼子来了，爷爷就先跑了，家里往往是奶奶留守。” 　　《红高粱》中的王文义是莫言的老邻居，真名实姓。王文义是个老实人，年轻时当过几天兵，他胆小，鬼子打枪，可能是擦着他的耳朵了，他一摸有血，就喊“我的头没了”，把枪扔到水沟里。连长气得骂：“没有头，你还会说话啊！” 　　《红高粱》在莫言村里放，王文义看到莫言把他写死了，愤怒地拄着一根拐杖找管贻范：“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儿子就把我给写死了。咱们几辈子的邻居了，怎么能这样子糟蹋人呢？”管贻范回说：“莫言小说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这个土匪种’，难道我是土匪种吗？我不是还活得好好的。” 　　后来莫言回家，买了两瓶酒给王文义送去。“我把您塑造成一个大英雄了。他说什么大英雄，有听到枪声就捂着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头没了’的大英雄吗？我说您不是很英勇地牺牲了吗？聊到后来，大叔很宽容地说：‘反正人已经被你写死了，咱爷儿俩就不计较了。这样吧，你再去给我买两瓶酒吧。’”莫言回忆说。 　　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以后，莫言一炮而红。 　　当时，有人提议莫言应该把这个题材集中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莫言就把《红高粱》、《高粱酒》等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结集成《红高粱家族》发表出版。 　　《红高粱》里，莫言写了“我爷爷”，也写“我奶奶”。在《丰乳肥臀》和短篇小说《五个饽饽》和《石磨》里，莫言写到了自己的母亲高淑娟。 　　高淑娟1922年出生，17岁嫁给管贻范。高淑娟在黄土地劳累了一辈子，患有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1961年春节，正是吃不饱饭的日子，她把从牙缝里抠出的几斤白面，做成饽饽放在祖宗神位前当供品，年刚过完，婆婆让儿媳妇去收回，没想到饽饽被讨饭的偷走了。这可是一大家里半个月的口粮，高淑娟背负着偷吃偷藏的嫌疑，哭了大半夜。莫言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写了篇《五个饽饽》。 　　1994年，高淑娟因病去世，莫言悲痛不已，在故乡住了几十天，写了《丰乳肥臀》。《丰乳肥臀》让莫言拿到了大家文学奖的10万元奖金。后来莫言转业到了《检察日报》，在影视部为他们编写剧本。 　　“我母亲五十多年里，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等后来过上好日子，又老生病。她活着的时候经常感叹自己命苦。”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我姑姑，洗衣机 　　1955年，给莫言和哥哥、姐姐接生的，是姑姑管贻兰；1981年，给莫言女儿管笑笑接生的，也是管贻兰；1986年，给莫言妻子杜芹兰做流产手术的，还是管贻兰。 　　在去莫言老宅的前一天，南方周末记者问莫言要管贻兰的地址和电话，莫言说：“不用电话，我姑姑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当医生一辈子，那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她接生的，都知道她。” 　　管贻兰住的沙口子村和莫言老家平安庄隔河相望。作为《蛙》的真实主人公，因为莫言的获奖，不时会有记者来采访她。 　　姑姑是莫言最喜欢的亲人。“我小时候，家里人生了病，就会把我姑姑搬来，她给我看完病就开始讲她当天遇到的事，我们就瞪着眼听。她医药箱里给人打针的那种小纸盒，是我们最好的玩具。我写小说以后，一直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小说。”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莫言退学回家务农，不想种地，还跟父亲管遵仁学过两年中医。那时候，莫言回家已有4年，面对繁重劳作的黄土地，觉得生活没有出路，看不到未来，情绪低沉。 　　管遵义给莫言讲过一个故事。旧社会青岛有个老板的工厂开业，大门两侧需要挂牌，请了一些当地书法家写字。当时一个农夫在门外看见了，他光脚进门拿起笔来就写，写到最后一个字不写了，说自己手疼，一个月以后再补。老板后来一比，他的字写得最好。后来他的厂要开业前一天，老板找到农夫写了一个字，回家就对上了，一点不差。 　　“我父亲讲这个故事，是鼓励莫言，人一生一世一定要学好一样东西，不然被别人看不起。不能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管贻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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