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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经历

http://www.CRNTT.com   2010-08-09 12:50:14  


 
  回想过去,1945年我和几个同学从北平到解放区,要通过国民党(包括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几道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到解放区初期,我对革命的很多事情还不太理解,但经过联大学生会和张家口市参议会的竞选、选举,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民主生活,使我欢欣鼓舞。以后又参加了涿鹿县、获鹿县和束鹿县的三次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后的喜悦和为了保田保家,父送子、妻送郎参军的热烈场景使我深受感动,对党的领导由衷地信服了。那以后,不要说中央的声音,就是上级党委的决定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总是坚决执行。部队入朝的时候,我很清楚朝鲜战争是两个力量集团一场实力悬殊的大搏击。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毫不怀疑,但为了胜利必将付出重大的生命代价。我也很清楚,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战胜敌人,一个是牺牲在战场上,绝不能带着战败的耻辱回到祖国人民面前。所以,在那场残酷的战争里,我的心态始终很平静。不论是在战火纷飞,冒烟突火、向敌人冲击的时候,或者敌机带着刺耳的啸音飞临上空,炸弹落向身边的时候,确曾产生一霎时的恐惧,但仅仅是一霎时,炸弹爆炸以后,或者冲过封锁线以后,心态马上恢复平静,照常做战场上需要做的事情。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恢复建设时期,我对党始终是忠贞不二,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一个细胞,党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神经上又没出毛病,我为什么要反党,反对我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事业呢?

  我从来不讲违心的话,可是这个罪是党组织定性的,不承认就是自绝于党,我不能自绝于党,只能低头向党认罪。我没有犯罪,这个交待材料怎么写?只能“要什么给什么”了,按大家在批判会上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丁、陈反党集团的走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思想等等。

  这一夜我几乎没睡,快天亮的时候迷糊了一小会儿,早饭只喝了半碗稀粥,昏昏沉沉地走进了会议室。这一次到会的人很多,不仅有二十兵团宣传部参加批判的全部人马,还有文化部的很多人,从未参加会议的文化部部长刘佳今天也来了。

  昨天写交待材料的时候写得很艰难,今天念交待材料的时候更加艰难,我看着自己写的那一条一条的罪行,怎么也念不下去,念不到一半就哭出来了。

  我念完交待材料以后,会场上没有人讲话。过了一会儿,文化部长刘佳用沉重的声音说,人不伤心不落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毛主席说只有两种人——已死的或没有出生的不会犯错误,犯错误改了就好。

  我注意到了韩部长。他神采飞扬,脸上带着得意、讽刺的笑容注视着我,一字一板地说你现在哭已经晚了。肃反的时候我们就想挽救你,可是你态度嚣张,不但拒不交待你的问题,反而在肃反结束以后要求我们向你道歉。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今天终于使大家看清了你的反动本质。我们的政策是宽大的,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认罪,接受改造,仍然给你出路,我们仍然在挽救你。

  “挽救”这两个字像两根浸毒的钉子钉进我的心里。

  韩部长是怎样挽救我的?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住在军区招待所,文化部的老人向我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反右时,文化部本是重点单位,但一个右派也没有打出来,文化部长刘佳当然要承担责任,压力很大。当时政治部的部长们在一起吃自费小灶,吃饭说话中间谈到文化部的反右情况。韩部长就说他知道一个还没有批判的铁定右派,这个人一贯对领导不满,攻击肃反,还是陈、丁反党集团主将陈企霞的得意门生,和陈企霞关系密切;这个人是轮换到宣传部的,可是一天也没有去宣传部上班,回国就请了创作假,借调到总政创作室写小说。他是军区的人,把他的组织关系从总政创作室调回来,到文化部批判正对口。当时正在反右高潮当中,韩部长的建议马上被采纳。

  会后不久,文化部党支部通知我,政治部要召开全体干部参加的批判大会,要我准备好在大会上的交待材料。

  在我之前,政治部只召开过一次全体干部参加的批判大会,批判政治部的中尉助理员朱继经。我是第二个。我轮换回北京军区,只报个到,一天班没有上,军区的人并不了解我,可是我不但在军区被打成右派,而且成了反右派中两个重点人之一。

  不过,在我,已经无所谓了。很多张“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徐孔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贴在政治部办公楼的东墙上,政治部的人已经都知道了“右派分子徐孔”的名字,开个大会,无非是叫大家“看清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彻底地“批倒批臭”,此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呢?

  开大会以前有人好心嘱咐我:“在会上无论批判你什么,千万别反驳,会场外边有武装,你若是抗拒,就可能把你抓起来。”对此我并未经心,因为我根本不会反驳。到了会场,叫我上台,我就上台。有人推过一把椅子,叫我坐下,我就坐下,叫我看着台下,我就看着台下。台下坐的人当中有不少兵团轮换回来的,来了哪些熟人我也没看清。好几个人来到前台发言,讲了些什么我也没听清。若干年以后我爱人来到北京,军区文工团一位好朋友告诉她:反右对徐孔处理那么重,是因为徐孔太骄傲,批判大会那天,他坐在台上,显得满不在乎。其实,这位同志是把我估计太高了。那时候我哪里还骄傲得起来,心里是一片迷茫,只听从摆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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