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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经历

http://www.CRNTT.com   2010-08-09 12:50:14  


 
  回来的路上,列车到天津已是深夜11点多,找不到旅馆,我只好到大舅兄徐少涵的岳父家去住。那是一座三重大院落,他家在最后一重院子。一进大门,就见头重院的正厅灯光辉煌,大厅的正中摆着一张乒乓球桌,球桌上堆满酒瓶、烧鸡、熏肉、糕点和香烟,很多青年男女都穿着军装,戴着红袖标,有的坐在球桌上,有的围站在周围,又吃又喝又抽,狂呼乱叫,还有的男女搂在一起,嘴对着嘴抢吃鸡腿,旁边的人拼命地拍巴掌,丑话脏话不堪入耳,屋子里烟气腾腾,烟气和酒气直冲到院子里。大厅里几乎闹翻了天,其它房间里都黑着灯,寂静无声,大概这院里的住户没人敢惹这帮“革命小将”。

  到了后院亲戚家里,我问:“前边院子里那些青年是干什么的,深更半夜的还在那里胡闹腾?”大舅兄的岳父是个老工人,无可奈何地说:“都是中学的学生,参加了造反派,整天地到处批走资派、破四旧,见了好东西就拿。到布店,说绸缎是腐朽文化;到了烤鸭店、饭店和糕点店,又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拿走人家的好东西,还砸人家的店铺,连对面那家茶庄的茶叶也给抢光了,吓得很多商家不敢开门。都是十大几岁的孩子,不好好上学,整天地出去打砸抢,晚上聚到一起,胡吃海喝,什么坏事丑事都做。总这么闹下去,不是把孩子们毁了吗!”

  我的心情也很沉重。

  回到农场不久,管教股通知我,撤销图书馆,分派我和老孙管理澡堂子。我和老孙的任务是,洗完澡后涮浴池,打扫房间,干部们洗澡的时候还要做服务工作,侍候洗澡的干部。当时来洗澡的没有场里领导干部,可能他们正在挨批斗,没有行动自由,来洗澡的主要是斗人的年轻人、造反派,他们在澡堂子里也摆出造反派的架式——霸气十足,脱光衣服,用手一指:把拖鞋拿过来!就得把拖鞋送到他跟前,不合脚还得给他换。我看不惯这种作风,所以干部洗澡那天,我大多不去,由老孙支应,有时老孙有其它工作,我也得去。如果指挥我拿拖鞋,我就客客气气地说:“那么多拖鞋,不知道哪双合你的脚,你还是自己拿吧。”农场的干部绝大多数都认得我,虽不高兴,但一般的都没有发作。也碰上过脾气大的,横眉瞪眼地喊:“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叫你干什么你就得老老实实地干什么。”逢上这种情况,我并不争论,推门出去,靠着南墙晒太阳,倒也没有把我怎么样。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我的服务态度问题反映到管教股了,一天早饭以后,冯股长来到宿舍,一见我就笑了,说:“怎么样,你对现在的工作有些不适应吧。”我没有说话。

  冯股长说:“我们没有批评你的意思,给你换个地方。从明天起你去六队,劳动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到时候再说。”

  六队紧挨着北大港,那里的熟人较多,白石、李义、吴咸宁还有和我一起在子弟学校当过教师的宁野等。不过这些人分散在各个班,平时接触的机会不多。只有李义例外,他常帮队长办一些事情,和各班的接触比较多。我被分配在三班,他来三班的次数格外多。我来六队那天,是他推着小板车到场部把我的行李拉过来的。到了班里,他又嘱咐三班班长张孝直把我的铺安排到边上,免得夜里睡觉两边挤睡不安生。

  我在文艺组时多次到六队来,认识张孝直。这人曾是美国留学生,当过国民党的空军驾驶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中学当教师,性格爽直。他笑着对李义说:“你别唠叨了,老徐的情况我了解,我会安排好他在班里的生活。”

  当时秋收已经结束,转入冬季劳动,主要任务是送粪,两个人一辆带斗的胶轮板车,把马厩和羊圈积下的有机肥拉到田里,送完队里的积肥以后,转到大港里拉肥。大港里是一望无际的苇塘,多年割苇子留下的苇茬、零碎苇杆、苇叶和腐烂的苇根积成10至30公分厚厚的腐植层。据场里农科人员化验,这层腐殖质的含氮量达50%以上,不管化验结果是否准确,这种腐殖质肯定是很好的有机肥,特别对农场这种碱性土地,不但有肥效,还能改良土质。当时土地已经封冻,但腐植层很松软,用平锹切成一块一块;贴冰冻的地面一铲就铲起一大块,装车直接拉到田里。

  几十辆板车进大港,引起附近居民的注意,有的老乡找到队干部提意见说:“你们铲去这一层,明年就长不出苇子,大片的苇塘就毁了。”可是当时人们没有环保意识,队干部对老乡的意见不予理睬。我们当然执行队里的决定,照铲照拉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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