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为重 不可让楼价狂升

http://www.CRNTT.com   2009-11-05 11:38:08

适量的居屋建设对维持香港社会稳定发展颇为重要 　　中评社香港11月5日讯／“市民需要安居，楼价太高，何来安居？楼价太低，发展商无利可图，不愿投资，无楼或少楼供应，同样谈不上安居。‘安居’与‘楼价’对立，当然是‘安居’为重。两者之间要求得矛盾统一或对立统一，绝不能弃安居而让楼价狂升，那就只能由政府想方设法降低楼价到合理水平了。”《大公报》今天登出林桑田的文章“安居与楼价矛盾难统一”提出上述观点。文章内容如下：  　　近日，由豪宅“天价”（呎价七万一千二百八十元）引发了对楼市、土地供应、是否重建居屋，以及社会财富理当如何分配等问题的热议，其中自不免牵涉到政府的责任、政策和施政理念等方面。以居屋为例：政府停建居屋的决定至今仍未改变，但已有行政会议成员公开主张重建居屋，又有高官说“居屋不会影响楼价”。此说其实充满玄机，有可能是为政府改变政策、复建居屋做“理论准备”。有些人未作深思，不知就里而一味附和。其实，同样是住宅供应，按供求关系的铁律，即“物多价贱”或“物寡价昂”，居屋哪有不影响私屋楼价的道理？假如（只是假如）政府宣布未来十年每年供应十万个居屋，合共一百万个单位，试看楼价会不会应声下滑？ 　　　　　　　　　　　　　　居屋“量变” 能压楼价 　　这里面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因素。倘若每年居屋只供应八百个、一千个单位，对楼价影响甚微──也不能说全无影响，如果每年供应十万个单位而对楼价仍毫无影响，这样的情形恐怕在火星上才会发生。换言之，当居屋供应量达到某个水平，必定会引起“质变”，也就是发生明显压抑楼价的作用。“由量变到质变”，从哲学上看也是社会规律之一。 　　高官说“居屋不会影响楼价”，愚见以为，这不是说给市民大众听的，而是说给地产发展商听的，以免政府一旦决策重建居屋时遭遇地产界太大的阻力。这是政府高瞻远瞩，防患未然，值得一赞。但这样的情形也令人唏嘘：长期以来，由港英时代起，政府的政策养肥了地产商，结果是连政府也到了不得不敬畏地产商的地步，政府要推行一项与楼市有关的新政策，不能不先看一看地产商的脸色。在“三百六十行”之中，除了地产，还有哪一个行业要政府如此陪小心，如此既敬且畏？不过，坦率地说，即使有学者、高官、政治家发现这一政府与地产界的微妙和尴尬的关系，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但局面已经形成，且积重难返，现在恐怕是想动也动不了了。最多，也只能是小动，可形容为“微调”或“小修小补”，难以有什么大动作。若有大动作，惹来大反弹，当政者可能“吃不了兜着走”，此乃智者所不为也。对于乐意维持现状，更不想得罪地产商的官员而言，“无为而治”最好，“以不变应万变”最佳，充其量也就是“小打小闹”。“平平安安到退休”乃上上之策也。 　　　　　　　　　　　　　　　　　　　 市民安居 社会稳定 　　关于居屋与楼市的关系，有两个概念是一定要区分并弄清楚的。一个是“安居”的概念，一个是“楼价”概念，两者自然有矛盾，但这个矛盾一定要平衡和统一，社会才能稳定及和谐。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矛盾可以说无处不在。矛盾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安居与楼价之间的矛盾，就是既普遍又特殊的矛盾之一。从哲学的角度说，矛盾和统一是两个对立面，矛盾双方既统一又敌对。例如，社会需要稳定，市民需要安居，与之相对的便是楼价。楼价太高，何来安居？楼价太低，发展商无利可图，不愿投资，无楼或少楼供应，同样谈不上安居。楼价的高低，取决于土地供应、地段、面积、地积比率及地价等，也取决于建筑用料、建造速度、当年落成数量及地产商利润等，因素很多，关联复杂，要达至平衡或矛盾统一殊为不易。 　　但是，安居与楼价这两个概念的交集，或者说这两个对立面要使之“矛盾统一”，政府是有责任的，而且，政府在这方面的能力也比任何人要大得很多很多。例如，政府是最大最大的大地主，政府可以供应的土地几乎是无限量的，因为政府可以用移山填海的方式取得新的土地。同时，政府可以透过土地供应量、土地价格，或者以兴建居屋，甚至降低公屋入息限制等方式来影响楼价。此则说明，无论是港英时代或是回归之后，高地价、高楼价局面之形成，政府都是始作俑者。当然，此外难免也有炒卖的因素，但炒卖者的力量与政府力量相比较，绝对是微不足道，可形容为“蚊髀与牛髀”之比。因此，倘若政府或执政者无意解决安居与楼价的矛盾，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孰轻孰重 知所趋避 　　安居，这是基本人权之一，也应该是社会的崇高目标。解决安居问题是政府的责任，且责无旁贷。至于某地的某个政府是否能克尽厥责，那就另作别论了，这里只能说一句：公道自在人心，群众眼睛雪亮，历史自有定论。 　　常言道，人生四事，衣食住行。对香港人而言，“住”是第一件大事。许多人劳碌大半生，才勉强解决这件事。更有许多人劳碌一生，到死也仍然是“无壳蜗牛”。那些做了几十年“房奴”或“楼奴”的人，到头来只是令地产商和银行家富上加富。这便是现代奴隶社会的真实写照。谁是奴隶，谁是奴隶主，那也不用多说了。现代化的奴隶主虽然以合法的手段赚钱，但合法不等于合理，更不等于公平。 　　刚刚辞世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在数以百计的地产商和银行家之中，能找出一个够资格说“我不爱钱”的人吗？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说：“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金钱遮盖下的罪恶。”雨果在《吕意.布拉斯》中说：“没有比金钱更能腐蚀人心的了。”大概只有那些常常捐款做善事的富豪，他们的心才不易被腐蚀。 　　一百六十多年来，从英治时期到回归之后，香港始终没有解决“安居”问题。“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是更加不必说了。若说在未来两三年可以人人得“安居”，不再有“无壳蜗牛”，那只能是神话。“安居”与“楼价”的对立，当然是“安居”为重。两者之间要求得矛盾统一或对立统一，绝不能弃安居而让楼价狂升，那就只能由政府想方设法降低楼价到合理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