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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中美博弈 台湾何去何从

http://www.CRNTT.com   2019-10-28 00:12:00

二、中美战略竞争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推出他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被视为美国对中政策的转折点。因为报告将中共与俄罗斯一起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报告并指控中共采取技术、宣传和胁迫等方式，企图塑造一个与美国利益和价值对立的世界。〔1〕时隔仅一个月，美国“国防部”于2018年1月19日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直指中共为“战略竞争对手”〔2〕。美国对中共新的定位，反眏的是美国对中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企图对中国大陆进行“和平演变”，故把中共视为一个“改造的对象”。小布什执政初期，则把中共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3〕，代表双方关系的恶化。随后，美国的反恐行动获得中共支持，促使美国在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共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4〕。奥巴马任内对中共的定位，从“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到“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双方形成一种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奥巴马在2010年5月发表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甚至表达欢迎中共担任负责任的“领导角色”。〔5〕 　　为什么特朗普上台后，对于中共的战略定位会出现重大变化？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把中美关系的困难和紧张，归咎于中共处理外交政策手法的转变，而非美国采取主动。谢淑丽认为，这个转捩点始于2000年代中的胡锦涛执政时期。在中共2008年举办奥运前后，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共不以西方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而是透过经济刺激措施，避开了危机，并保持高速增长。于是，中国国内出现“过早胜利主义情绪”（premature triumphalism）。中共领导人和民众，要求采取更为强势的外交政策。习近平则是在这个基础上，双倍加码演出。〔6〕 　　然而，就算中国大陆有些人因中国崛起而雀跃不已，这又与美国何干？我想，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大陆学者王缉思和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所说，中美双方不断增长的“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他们二人把“战略互疑”归纳为三个主要来源：一是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二是对彼此的决策过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实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不够；三是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认识。〔7〕 　　上述涉及结构性的因素，是深层的、是难以调和的，属于双方的主要矛盾；涉及利益冲突的部分，是表层的、是可以调和的，属于次要的矛盾。而当中美力量对比出现彼长我消的情况时，就会因利益冲突，而剑指双方的主要矛盾。2018年1月30日，在特朗普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中，就明白指出“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已受到来自中共的挑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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