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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灭亲”式告密不仅仅是文革之痛

http://www.CRNTT.com   2013-08-10 10:52:50

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文革期间选择“大义灭亲”李锐之女李南央在回忆母亲对父亲和自己的“大义灭亲”式告密时，也认为母亲告密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现实利益，“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李南央说：“母亲的‘革命’变得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彻底’。她不但把父亲的北大荒来信交给组织，还把夫妻间的枕边话全部抖搂出来，用这种大义灭亲的方式，证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当我知道母亲原来对‘大跃进’持有与父亲相同的看法；当母亲一封封寄来对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单位领导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探亲时领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我断绝关系，在那以后，我心中残存的一点亲情彻底毁灭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个孩子的丈夫是反党分子吗？一定不是的，否则她怎么会在20年后父亲复出时动复婚的念头？但是她被毛泽东所显示出的绝对的威望、绝对的统治力震慑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阶级’作为让李锐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时她必须将自己与李锐划分在两个不同的阵营，才能够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母亲在延安的信中，记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窑洞）；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做一个炉前工（母亲在东北糖厂的信中，记述了受不了顶班的生活）；她不能想象自己经过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母亲信中屡屡流露出瞧不起工农干部和‘旧’知识分子的态度，她在东北的信中记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骄娇品格，决定了她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毛泽东，除此别无选择。” 　　再如：《青春之歌》的作者、女作家杨沫和他的丈夫马建民，在当年的政治高压下，也陷入了“大义灭亲”式告密，互相揭发，并且招招险狠，直取对方政治生命。对此，杨沫之子的理解是：“在那种高压之下，人首先要生存，为生存而奋斗。别的如夫妻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亲情等等全顾不上了。我父亲揭发母亲1936年没有入党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啥重要问题，只是一个入党手续不完备的问题。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为了表现自己听党的话，忠于革命路线，才把母亲的这个事情交代出来了。”“母亲也开始毫不留情地揭发父亲。父亲与武光的关系，父亲与邓拓的关系，这都是母亲可以回击的武器。” 结语 　　中国当代的“大义灭亲”式告密悲剧中，有整整两代人不可回避的迷惘、恐惧与巨痛，但它并不是“文革”的特有之物。对它的反思，须跳出“文革”，放置到更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这反思中，个体的忏悔固不可少，政策层面的教训也同样亟需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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