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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非遗”：古琴、昆曲和香

http://www.CRNTT.com   2011-04-28 14:10:09

戴晓莲：亲历古琴冷与热 　　古琴很古，有三千年历史了，它经过历朝历代的磨难与颠簸而没有消亡，一定是有道理的，有顽强生命力的 　　主笔/沈嘉禄 　　难以数计的中国古老乐器都烟消云散了，比如篪、尺八、箜篌、胡笳等，今天我们只能在《辞海》或专业而冷僻的音乐典籍中看到它们枯枝败叶的形象，也无法想象古人如何操持。但外形极简约的古琴传了下来，这主要得益于高山流水的知识分子，中国文人一直将古琴视作自己的生命伴侣。倾听与诉说两种功能结合得最完善的，当数古琴。琴、棋、书、画是文人的必具修养，抚琴、挂画、品茶、闻香又是文人的四大雅趣。这里的琴，古称瑶琴、七弦琴，到了20世纪初才被称作古琴，并非体形稍大一点的古筝。 　　抱琴看鹤去，枕石待云归——文人墨客对这个意境神往不已。 　　“现在哪里去找这个环境？外面的世界太嘈杂了，嘈杂得快放不下一张古琴了。”戴晓莲对记者说。阳春三月的一个下午，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授课的时间到了，三个学生如约而至，开门间隙，二胡或琵琶的声响就从扁扁的门缝里钻进来，这个楼面是民乐系的。师生坐下后，先喝一杯乌龙茶，让心静下来，手机关了，戴老师约略点头，一个学生就将手指按在弦上，乐声响起，记者听出是《渔樵问答》，从地老天荒传来的内心沉吟。 　　戴晓莲现为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她学琴教琴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古琴这门艺术在当代中国忽冷忽热，忽上忽下，为主流社会弃如敝屣，又捧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戏剧性命运。尤其在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中，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喧腾声中，对“当春乃发生”的“古琴热”现象，提供一种可以冷静分析的样本。 　　命若悬弦，可能就是古琴近百年来的身世写照。 　　在油氽花生米的刺激下偷偷学琴 　　1971年末，林彪事件宣告了“文革”的失败，社会环境有所松动，当时上海出现了学琴热，光是学小提琴的就有十万之众——以中小学生为主，那么民族乐器也有人在学了。随着以一曲《战台风》而名动神州的筝成为古为今用的成功范例，那么古琴这个老古董也允许露面了，至少不会有人像阿Q造反时冲进尼姑庵那样再革它一革。 　　这个时候，张子谦老先生从牛棚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家。张子谦是谁？他就是戴晓莲的叔外公，著名的广陵派古琴家、古琴教育家，曾以一曲《龙翔操》而驰名琴坛，被誉为“张龙翔”。他20岁时到上海谋生，几乎一辈子操琴，在我国近现代琴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他把琴曲中频繁的速度变化转换为一种独特语音乐言，既不同于管平湖的雄健高古，也不同于吴景略的流美绚丽，而是表达出一种极具自我意识、气息宽广、随心所欲的心声，体现了一种韵律之美，开创了琴坛生机勃勃的新风气。张子谦在建国前参与“今虞琴社”的创办，并接待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建国后整理出《秋吟》、《楚歌》等古曲，带出了一批学生，还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几部动画片配过乐。这样一位民乐专家，至“文革”一来，自然成了封资修的老朽，送进牛棚。 　　好了，这个老古董回家了，戴晓莲此时还在读小学二年级，顽皮得像个男孩，对古琴一窍不通。她对记者说：“我们是住在楼上楼下的，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趴在九叔公家窗前窥视他在干什么，看到他在弹琴，就推门进去坐在边上听一会。当时学校里不读什么书，九叔公看到我玩的时间太多，就有意让我跟他学习弹琴，我想，那就白相相吧，从此每天放学后就到他家学琴了。他从来不教看谱，弹一句我就跟一句，哪个位置，哪个手指，哪样音调，但到了第二天我就忘得一干二净。他从不严责我，只是长吁短叹：‘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是笨死了！又忘啦？’如果玩得像点样子了，他就会拿出油氽花生米奖励我。” 　　当然，此时古琴还没有像筝那样被主流意识形态“招安”，学琴只能关起门来学，鬼鬼祟祟的跟偷听敌台差不多。张子谦反覆叮嘱戴晓莲和她的父母：在外人面前千万不能提“古琴”两字。但日子一久邻居还是知道了，点拨小姑娘：“这个琴是‘四旧’啊，早就扫进历史垃圾箱了，还学它干什么？你既不能靠它找工作，到了工厂、农村也没人欣赏，到头来总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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