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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09-04-10 08:23:09

现在说说王西麟。王西麟是一位现在还活在中国大陆的交响乐作曲家，我把他称作“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交响乐作曲家”，目前他已经创作了包括七部交响乐在内的50多部作品，他创作于世纪之交的《第四交响曲——献给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过去的一世纪和未来的一世纪》，被波兰大作曲家潘德雷茨基评价为“一部伟大的作品”。这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音乐家”在《第四交响曲》这部伟大的作品里用愤怒、哀伤、沉郁、悲怆的调子述说了中国的历史，让我感受到了历史学家面对历史时的孱弱和苍白，感到了一些提倡“积极遗忘”历史、不承认和不反省历史、用大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水平寻找某种历史合理性和价值的学者的无知、无良、无耻。  　　牟宜之、杨伟名、王西麟们的重要作用在于，如同农民争取吃饱肚子的权利一样，数十年生生不息，贯穿始终，中国民间还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基调、历史眼光、历史态度的存在。 　　我们今天翻过来看，中国当代史的一些问题，本质上是法律问题、伦理问题，如果超越法律和伦理来讨论历史，也就是说超越了人道主义来讨论历史，历史还有意义么？别说得那么玄乎，只要还有一颗普通人的心，要求不高，普通人的心就行，一丝良知尚存，做出某些判断幷不困难。现在的情况是，历史真相还没完全呈现出来，而且我们知道已经有人在毁档案，而且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还在违法地永久性地保护那些根本没有任何密级的档案材料。在这样的前提下，说什么“积极遗忘”，谁加谁加谁来重建中国未来的道统和法统，依据是什么？  　　我们说研究历史要有同情的理解，但是同情的理解是有前提的。第一，你准不准备让我同情的理解？如果准备，好，请把事实告诉我，把真相告诉我，根据我的理性和良知，由我来做判断，如果你自信的话。南非社会转型就有所谓的“宽恕与和解”，成立了“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宽恕的前提是真相的坦白、揭露。我们不能想像，在不瞭解真相的情况下，或者对已有的定论做出质询都不允许的情况下，要求我们做出一个所谓“同情的理解”。前提不存在。所有的事情都要有前提。  　　过去的历史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研究当代史，必须研究影响了当代史的任务的心理机制。对历史的忏悔和自我救赎，不是我的推理、猜测，而是事实。我看到了。中国改革的领导人都有相关表述和行为。赵紫阳有，胡耀邦有，万里有，邓小平也有，刘少奇也有。邓小平1962年就主张“猫论”，包产到户救命。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大饥荒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很沮丧，他当国家主席期间发生大饥荒这样的事情。当朝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造了什么孽。我访问了很多老人，他们无论对毛对中国革命最终持什么立场，他们人生记忆里最深刻的东西恰恰不是文革他们被打倒被揪斗的时候，而是土改和大饥荒。那些经历的故事给他们的心理冲击特别大，细节讲起来栩栩如生。文革被整得很惨的人，我看过那些照片，包括我采访的当事人。但是他们记忆里是什么？李井泉文革中被搞得家破人亡，妻子、儿子是怎么死的？是虐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大饥荒的报复。我不认为动私刑虐杀有正当性。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  　　中国社会转型，要寻找自己的路，可能的路径只能是中国人真实记忆的自然延续。只有构造出一个中国人以自己经验为背景的理性，才能使中国人走向自我救赎的道路。失诺与救赎，是我分析当代史——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关系的基本认识线索和框架。工作还是初步的，还不成熟，还有许多事情没有搞清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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