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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09-04-10 08:23:09

还有海外的年轻学者对整个“毛泽东时代”充满了赞赏，说毛泽东时代有意义地建设性地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他认为很多改革前时期很多矛盾、问题，以及大失误、大灾难，甚至人间惨剧，是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甘阳也有此论。更离谱的是，这位年轻学者很轻浮地说，要对过去的历史采取“积极遗忘”的态度！  　　这都是一些非常有名的国内外学者，代表着一些人对历史，对现状，对未来的判断或期待。  　　这些问题说一千，道一万，都有一个对革命对改革怎么评价的问题，都在试图回答：改革是怎么来的？改革可能往哪里去？首先要回答“改革到底是什么”？  　　1987年我去温州，去调查“温州现象”。1987年发生过两次大讨论，都是关于中国改革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讨论。一次发生在浙江温州，一次发生在辽宁本溪。本溪关广梅租赁承包，引发了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讨论。追溯起来，这个问题的讨论不是从1987年开始的，实际上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集体化以后围绕中国的道路，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甚至围绕着政治本身的一场党内党外的持续很久的大讨论，大斗争。演变到改革时期成了“改革怎么走？”“改革怎么看？”“改革政策怎么选择？”贯穿改革始终的大讨论。  　　我们去温州的时候，讨论很激烈。在本溪的姓“资”姓“社”讨论基本上是造假，根据我的调查，是独家调查，是《经济日报》的一场新闻造假。关广梅租赁姓“资”姓“社”的讨论，实际上是媒体根据当时政治气候制造出来的一场全国性的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大讨论。关广梅给《经济日报》的信是造假，是经济日报记者和本溪市委政策研究室的笔杆子们写的。他们也认账。 　　姓“资”姓“社”的讨论在温州有真刀真枪的感觉。我们去温州，第一步没有去现场采访，我在温州市的档案馆里头蹲了一个礼拜，看了它三十年的档案。那些档案看完，你只能有一个结论：中国这场改革绝不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有目标的，有方法的，执政党主动的改革。这场改革所涉及的内容，或者说所取得的某些成功，是自集体化以来每一个普通农民为了吃饱肚子的基本要求，这个要求是被强权压制、压抑，甚至镇压，农民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代价的集体要求，肚子要求，“改革”只不过是对这数千万白骨之上的数亿农民要吃饱肚子要求的不得不做出的妥协罢了。那个时候，在70年代末开始的一直到80年代的所有的农村改革，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合作，合股，民间融资，50年代集体化后都出现过，只不过都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剿灭了罢了。也就是说我们80年代的所有改革的基本形态，50年代开始到今天几十年不绝如缕。广东一个农民跟省农委主任讲，毛泽东是两个不让，一是不让吃饱，二是不让说话。吃饱的要求，说话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中央文件，都是执政党不得不回应数亿人的基本的生存发展——吃饱要求的妥协。不过是以前不准吃饱，现在可以吃饱了。把勒着农民脖子的绳索放松了一点儿罢了。 　 　　中国改革，是个大倒退的过程，不是大前进的过程。相对于社会生产力而言它是解放的，是前进的，相对于社会形态的一个纵向时间逻辑而言，是倒退的。它是退的过程，是大逆转的过程，是不得不妥协的过程，而绝不是一个总设计师加上总工程师，和一个自觉的执政党，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或者遵循某些基本价值做出的一个国家的几亿的到十几亿人的改革。而且退得还不够。我认为，这才是改革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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