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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意识形态的回归及其影响

http://www.CRNTT.com   2015-02-19 09:52:13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中评社北京2月19日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日前在联合早报撰文《中国意识形态的回归及其影响》指出，意识形态的任何变化，成为国内外观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风向标。如果意识形态的争论处理不好，这个领域有可能成为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领域。   　　意识形态回归成为中国社会近来发展的显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说，左、右派之间正在经历一场如某些观察家所说的意识形态“内战”。这个趋势值得重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意识形态是最容易影响改革发展方向的要素。意识形态的争论不仅仅是政治理念的争论，更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会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因此，意识形态的任何变化，成为国内外观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风向标。如果意识形态的争论处理不好，这个领域有可能成为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始终是中国最为敏感和艰难的领域。上世纪80年代，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执政党内部和社会纠缠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影响最大的是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姓资”（资本主义）还是“姓社”（社会主义）、开放政策是否会重复“租界”的争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说，类似的争论不可避免，也是科学决策所必须，但无休止的争论，制约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决策效率、社会的思想混乱。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同执政党内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模糊不清是有关联的。   　　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为止。这个概念的确立，则要归功于邓小平的“不争论”政策。邓小平认为，市场是社会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样就把原先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含义的“市场”概念，转化成为制度安排和手段工具概念。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政策概念确立之后才取得的。这个概念具有高度的方向性，告诉人们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各个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提供了预期，为他们参与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机制。   　　从邓小平时代的实践中，人们可以学到有关意识形态领域的三条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一，无休止地对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会造成执政党决策的低效、体制内外思想的混乱、改革参与者的迟疑不决等弊端，对改革和发展都会产生阻碍作用。第二，要克服这种情况，仅仅管制和控制争论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要确立新的、能够引导和推动改革和发展的意识形态。第三，要确立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一些具有浓厚道德、宗教色彩、政治的意识形态，简化成为具体的、用于解决所面临问题的制度安排和手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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