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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意识形态的回归及其影响

http://www.CRNTT.com   2015-02-19 09:52:13

第三，左派民粹主义。如果说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效率，民粹主义则过度强调公平。这里包括强调“阶级斗争”的传统左派，也包括强调通过国家政策的二次分配的新左派。一般来说，民粹主义过度强调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对经济增长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强调不足。民粹主义提倡通过二次分配（各种福利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然而福利的过度扩张，一方面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福利扩张引起通货膨胀，会带来宏观经济的波动。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有太多的教训。1990年代末，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拉美一些国家的社会支出，可占其财政支出的六七成，但经济增长却远远滞后，同时通胀愈演愈烈。有些国家随之出现了大量资本外逃和债务危机。   或出现“颠覆性错误”   　　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多、更好的社会政策的制订实施变得不可避免，但也面临巨大风险，既包括超越经济能力的过度“福利”，也包括潜在的巨大浪费和腐败。社会政策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钱越多，公共服务就越好。在很多时候，人们所面临的不是钱的多少问题，而是钱如何用的问题。简单的投入不仅不能促成体制改善，反而会导致体制衰败。这已经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教育领域，这么多年来，因为没有把重点放在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上，而是放在财政投入上，这个领域已经出现了大规模、大面积的腐败。2012年教育经费已达到2.2万亿元，申请审批这些经费的过程，往往出现腐败，投入越大，腐败越严重。又如公共住房。作为重要的社会产品，公共住房这些年来得到重视，但大部分却建在交通和生活不便的郊区，并且聚集了大量的低下层社会群体，尤其是穷人。这个模式如果不能改变，公共住房模式可以演变成为欧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失败了的模式，即“贫民窟”模式。要实现可持续的和健康的发展，社会政策必须注重这些细节，加强效率。   　　更不容忽视的是，民粹主义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例如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结构。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中，国企改革一方面市场化不足，另一方面管理人员的工资结构，又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过多。这导致了一方面国有企业继续通过垄断或者行政方式获取利益，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谓的市场机制来分配所获得到的利益。这种局面导致了社会的高度不满。但是，现在所侧重的管理层工资结构改革，过度受制于民众的压力，表现出民粹主义倾向，把管理层的工资压到非常低的水平。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影响国企管理层的人才录用和激励机制，使得企业发展不可持续。   　　在今天的中国，左派和政治自由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都体现为极端的意识形态，都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非黑即白”，竞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呈现出原教旨主义色彩。不难理解它们之间的“水火不相容”的状态。其次，尽管它们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都倾向于用同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激进化。它们各自生存的方式，主要就是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在此基础上把对方或者把各自的“异己者”妖魔化。双方都具有浓厚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造反派”精神，甚至有过之而不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与其说是知识话语，倒不如说是政策话语，它们都在努力影响社会，影响政策，各自都在追求和社会力量或者和政府力量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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