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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国学导师是怎样读书的 | |
http://www.CRNTT.com 2012-04-07 07:08:05 |
陈寅恪:有校勘、有批语 陈寅恪有一个读书习惯——在书上圈圈点点,其中有校勘、有批语。蒋天枢有文字记陈寅恪读《高僧传》的批语:“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用力之勤勉……”陈寅恪随手记下的这些圈点和随想成为他日后论文的基本观点和著述的蓝本。 不唯书,敢怀疑。陈寅恪大量读书,却不尽信书。对于书上说的、前人说的和大人物说的,陈寅恪总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才加以确认。陈寅恪在诗中说道,“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这个“不肯为人忙”,指的是读书求学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受已成观念的约束,要有创见。 赵元任:熟读成诵 赵元任曾记述小时的读书经历:读诸子诸经时,“不懂就老念老念,念熟了过一会儿,过一阵,过几年,他就不知不觉地懂起来……我好些书都是先背熟了,后来才慢慢儿懂的”。这个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 北京大学教授辜正坤认为,民国以前的儿童在七八岁时需要背诵《大学》、《中庸》、《论语》等文献,但这种教育方式很早就被认为是封建的、落后的。其实,从语言文字本身的存在规律来看,汉语言文字没有太多的词法与句法规则,教学的重点可以放在直接记忆上。儿童的机械记忆力强,成长后理解记忆能力增强、社会生活体验日益丰富的时候,反倒容易融会贯通。 (张明明 王世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链接:清华国学研究院里有“四大导师” 来源:海南日报 文/ 陈长林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1925年与大学部同时成立的,延聘既有精深学养,又有世界眼光的名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人正是据此标准得以设帐清华,传承国学。于是,梁、王、陈、赵“四大导师”集体亮相,辉煌过后,终成绝响。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因他留美回国后一直服务于清华,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长校之初,他就提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梅校长到校视事召集全体学生训话》),至今仍被时贤奉为至理名言,不刊之论。 梅贻琦这番话虽然是他上世纪30年代才说的,不过,人们有理由相信,在20年代他担任清华教务长,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打交道期间,感性认识日积月累,金石之言早已话到嘴边。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1925年与大学部同时成立的。当时清华正在筹备改办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是改办大学的内容之一。此前,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已相继成立国学研究所,胡适曾多次建议母校清华创办类似机构。而重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知识研究,可以减轻社会舆论对清华“洋奴学校”的责难。1925年2月12日,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吴宓被任命为筹备处主任,延聘名师。吴宓表示,研究院教授讲师须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既要有精深学养,又要有世界眼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人正是据此标准得以设帐清华,传承国学。于是,梁、王、陈、赵“四大导师”集体亮相,辉煌过后,终成绝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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