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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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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
中评社北京9月16日讯/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修订版)封面上,赫然印着一句隐喻式的提示:“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梁文道认为这句话很妙。据说,钱学森辞世之前曾留下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人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对现代中国“大师不再”的焦虑与忧思。
读《陈寅恪与傅斯年》首先读到的是:生于书香门弟兼官宦之家的陈寅恪,蒙学时期打下扎实的国学功底,十几岁出门求学,游历那么多国家,叩遍那么多的学府,无论土博士还是洋博士,或者“克莱登大学”、“西太平洋大学”的头衔一个都不要,却花了与唐代玄奘法师一样的时间和精力,一直挨到了37岁才学成回国。我原初以为是他的世家出身、家底殷实,后来知他考的是公费留学,生活拮据。因此他的留学生涯,难辨“丐”与“学”,才知他也是吃大苦挺过来的。一本梵文词典翻得稀巴烂,这天才做得太不容易。于是知道,还是毅力与品德在支撑他。试想,如陈寅恪早年投身什么北洋政府或者国民政府某写作组,或者去经商发大财,量他的学问也难让弟子周一良、季羡林辈那么心服口服了。
当年毛泽东自北大图书馆辞职回湖南后,有点怨气地说过自己被傅斯年骗了。通过岳南的笔去触摸傅斯年,我只看到了一个修齐治平、赤胆忠义的老封建。相反,在一副世家公子哥气派、为看不上昆曲便大发雷霆的“遗老”陈寅恪身上,倒是看出了中国人一直所稀缺的“独立”、“自由”等等精神光芒的闪耀。陈寅恪比傅斯年乃至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钱穆、钱锺书等近现代大家,更不像一个中国人,更接近于马克思所谓的“世界公民”——他骨子里有德国学究的刻板、有英国绅士的风范,也有美国牛仔的自由感,像法国人那样自鸣得意,还有一肚子印度人式的超脱。朱熹所谓的“活泼泼”,正是这位像贾宝玉一样痴、还假装世俗的聪明先生。也正因此,他提出的“独立”和“自由”两个词语,其内在灵魂和外在生命轨迹,贴切得如此严丝合缝,令人心生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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