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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一个无解的迷

http://www.CRNTT.com   2013-03-17 11:48:59

只有输出，没有交流 　　虽然纽约的学生们沉醉于木心的讲课和聊天时的魅力，却极少有人能跟他真正讨论。木心生于1927年，是家境优渥的乌镇少爷，从小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成长在西学东渐的民国。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木心就已知道意识流、意象主义、存在主义等先进的文学概念，还在“文革”中阅读过《二十二条军规》的内部译本。相较之下，他的学生们多数在“文革”期间完成中学教育，对于艺术几乎一无所知。这一场五年的讲座，几乎只有木心的“输出”，鲜有平等交流。 　　陈丹青说：“我倒是很想争论，但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说的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没看过，偶尔有些事问他，他几句就答掉了。”陈丹青在回忆木心时多次提到他常说的一句话：“你们是这样的呀？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陈丹青的妻子、画家黄素宁也是讲座的学生之一，她同样提到了听课学生的“无知”：“想想很遗憾，我们自己太无知了，听木心的课，我们是空口袋，只知道往里装东西，可是根本没法跟他交流。‘文革’当中我们什么都没学到，所以一个一个求知欲很强，希望能多得到知识。” 　　当年提议开课的章学林跟木心倒是有过观点冲突。章学林听课的时候曾说：“木心老师你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群众观点。”木心当即回答：“群众没有观点。”很长一段时间里，章学林都反感木心这一点，他在“极左年代”接受教育，到纽约时笃信的文艺理念出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木心先生说：‘我的文章不是写给人看的，是给上帝看的。’而我这样出身的人，是坚持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我很反感。” 　　没有人能和木心对话，所以木心讲课时频频提到音乐家李梦熊，他每每说：“你们的学问谈吐哪里及得上当年李梦熊。”二人交往于“文革”前。据曹立伟转述，这两人初次见面时即投缘，一谈谈了三四天，累极了，也好像把人谈空了。分开几天后，两人又接着谈，发现彼此都是偷偷读了书再来的。李梦熊问，这几天你是不是偷偷读书了？木心承认。李梦熊又问，你是不是读了《法兰克福的文化形态学》？木心只好又承认，然后立即回道，你不也偷偷读了书吗？你是不是读了《冷社会、热社会》？李梦熊也笑。在信息封锁的年代里，两人就这样暗暗编织起属于自己也属于知己的文艺王国。当年李梦熊还曾逐字解析木心的诗句，几下子就说破了其中重点。后来木心一直对此津津乐道，说自己也曾经同样一语道破李梦熊的文章，并称：“如果他一直写下来，我第一，他第二。” 　　这或许是木心一生中难得的和人畅谈的经历。这往事也令陈丹青惊叹：“久居纽约的港台文人对他与世界文学的不隔，咸表惊异，他们无法想象木心与李梦熊在封锁年代的文学苦谈。” 有争议“当然好” 　　听木心讲课，那些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都无需仰视，而全部都是他精神上的朋友，陈丹青形容说：“到他这个年纪，他谈起这些人就像谈起自己的弟兄一样。” 　　木心讲课也没有传统学界的标准，他不喜欢“定位”。曾经有人问他写的是自由诗还是格律诗？他说：“我写诗。”他将先秦的诸子百家都视为文学。陈丹青说：“他不在乎他们是哲学家、伦理学家或是策略学家，他在乎的是他们文笔好。”木心推崇福楼拜所谓的“一字说”：“你所要表达的，只有一个词是最恰当的，一个动词或一个形容词，因此你得寻找，务必找到它。”陈丹青揣测木心对文学的标准就是这样：“一切词都要用得很好，这才是文学家，这就是标准。” 　　虽然是讲文学，但木心从来没有所谓的“推荐书目”或者“读书方法”。陈丹青一直记得木心关于读书的一个观点：“世界上的书可分两大类，一类宜深读、一类宜浅读。宜深读的书入过深度，那就已给它陷住了，控制了。”木心从不提及自己的读书面有多广，他很少买书，也不藏书。早年，《红楼梦》是他的枕边书，后来干脆没有“最喜欢”，他只是不断地阅读，什么都读，“很差的书”他也读。陈丹青说：“现在都喜欢说‘最’字，他很少说这句话，各有各的好。” 　　陈丹青这样概括木心对自己的影响：“他给我的影响可能是，怎么看待知识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他的很多影响我没有受到，比如他看那么多书，我还是读书很少、读了就忘记。” 　　对《文学回忆录》的评价，陈丹青看得很客观：“这本书只是他个人的看法。要是有不同的声音，当然好，一件事出来大家谈嘛。”陈丹青用自己做例子：“我喜欢王原祁，但他说他画得没有那么好。我非常喜欢毕加索晚年的作品，他说不行了画得不好了……我部分同意他，部分现在还是不同意。没关系嘛。”（2013年01月24日02:04时代周报　记者 张润芝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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