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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李登辉究竟想把台湾推向何种境地

http://www.CRNTT.com   2016-02-20 00:07:07

中国意索 　　在《中国的宗教》中，韦伯刻意挑选了中国社会的货币制度、宗族组织、城市与行会、国家组织、和法律等几个层面，分别分析它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正、负面影响。在分析中国社会为什么不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时，他同时也注意到：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已经具备若干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在满清王朝（1644-1911）前期，中国有一段相当长的太平岁月。由于治河有方，洪水泛滥的情形已经大为减少。农业方法的改良，使中国人口由十五世纪晚期的六千万增加到十八世纪初期的一亿二千万。其他像私人财富的增加、人民可以自由迁徙、自由选择职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等等，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这些有利因素毕竟无法克服前述由宗族制度及家产制国家结构所造成的障碍。这些结构性的障碍又是源自中国人在儒家伦理下所培养出来的一种特殊心态，他称之为“中国意索”（Chinese ethos）。韦伯因此判定：儒家伦理有碍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韦伯不懂中文。他无法阅读第一手的中文材料。他引用的资料，有些来自欧洲汉学家的译著，有些则是出自于怀有意识型态偏见的传教士。他所举的例子，有些是错的，有些并不恰当。  　　欧洲中心主义的谬误 　　韦伯将基督新教视为一种“文化系统”，建构出其“理念型”（ideal type），再以之作为参考架构，用“文化对比”的方法，研究儒家伦理，犯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谬误。更重要的是：韦伯在描述中国的社会结构时，也采用“理念型”的研究方法，打破时间的限制，随意引用不同时代的材料，来描述帝制中国社会的“理念型态”。问题是：儒教的历史比基督教长得多，而且在历史上也有明显的转变，他把儒家伦理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展现混为一谈，已经犯了方法学上“熔接的谬误”（fallacy of conflation），可是，韦伯却认为：1911年满清王朝覆亡之前，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面相大致保持稳定，因此，他可以采用这种“理念型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 　　尽管韦伯的中国研究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由于韦伯的“欧洲研究”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也塑造出他无与伦比的学术声誉，他对儒教的分析因而对西方汉学家的中国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他影响的西方汉学家甚至形成所谓的“韦伯学派”，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界。二十世纪初期，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亲身体验过旧文化和旧传统的压力，他们的学养不足以让他们以理性的态度对儒家思想作客观的分析，因而跟着国际“学术主流”随声附和，造成“聚蚊成雷”的效果，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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