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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李登辉究竟想把台湾推向何种境地

http://www.CRNTT.com   2016-02-20 00:07:07

全盘西化论 　　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发生之后，在社会各界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他进一步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非常坚定地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政策，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1919）。 　　以“二元对立”方式思考中、西文化，很快成为五四时期“全盘西化论”的主流。甚至连刚在美国通过博士学位考试的青年胡适也认为：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些“独有的宝贝”：“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以及板子夹棍的法院”。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文中，胡适更大言不惭地用同样的思维方式，指责东方文明毫无“精神性”（spirituality）可言，西方的科学成就则是“精神性”的代表。当时胡适赞美西方的科学：“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身体免除不必要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里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陈独秀和胡适之的论点，代表了五四时期盛行于中国知识界的三种意识型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反传统主义”。 　　“亚洲式发展”论 　　在日据时期之前，台湾原本就是以汉人族群居多数所组成的移民社会。日据时期，日本人在政策上是把台湾人当作殖民地的“次等国民”，而不让台湾人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台湾各级学校任教的日籍教师都被遣返回国。1949年，追随国民政府撤守台湾的外省籍菁英，迅速填补了日籍教师所留下的真空。他们也同时带来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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