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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的历史之味

http://www.CRNTT.com   2014-05-02 12:20:28

三 　　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小花园里有一尊雕塑“知识牛”，牛身上下堆满图书和文具，与国内证交所门口同类雕塑一样，它也传达某种“牛气”。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就缘于1970年代史景迁在耶鲁图书馆里读到的大清《刑案汇览》，其中记录了一宗山东郯城王氏与人私奔后被丈夫所杀的命案，尸体是在雪地里被发现的。加上《郯城县志》以及郯城知县黄六鸿的《福惠全书》中的相关记载，原始材料不过十几页。 　　校译者李孝悌说：“方志这一类资料，在中国史研究中再普通不过，大多数以中文为母语的史家信手翻过，不费吹灰之力，却从不曾在这些看似因循呆板的资料中，看到任何可以大做文章的质材。”而史景迁看到了，开始了他的历史重构—— 　　魏斐德记得某个傍晚，他和史景迁穿过卫斯里安大学的校园。 　　“你最近在写什么？”魏斐德问。 　　“我发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之核，”史景迁眯起眼睛，盯视前方：“关于妇人王氏的被杀……尸身蜷缩在雪地里。” 　　这次费时颇长的书写中最为特别的是，史景迁引用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依据是大约同一时期，蒲松龄在山东写作，并在命案发生前到过郯城。 　　“对我而言，唯有通过蒙太奇的形式，对（《聊斋》中）这些形象作某些结合，才能超越那个已逝世界中的其他资料，更趋近王氏，表达出她在临死前的睡梦中可能有的一些想法。” 　　无论如何，故事的主人公王氏是在全书临近尾声的第五章（理想国译本第133页）出场的。此前，各种姓氏的妇女的故事，共同编织了史景迁想告诉读者的：当地一般民众的“面多菜色，体无完衣”、大清的律例、地方赋税、各种社会制度，以及，妇女卑贱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 　　那段王氏临死前的梦境展示得唯美、优雅，有诗的质感，如果不看上下文，1672年山东的一位裹了脚的妇人在梦中宛如欧洲中世纪的林中仙女，这与随后而来的谋杀构成一种奇异的张力。 　　史景迁对于历史想象的探索，在这部书里达到了顶峰，他将虚构的小说纳入材料的方法引来不少批评。“有人喜欢这本书，有人认为太过分了。” 　　而当时第三代汉学家，如魏斐德、孔飞力，都在试图打破费正清所建立的大版块的历史场景再现，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精英人物转向地方史、社会史和普通人。这二人后来与史景迁一道，并称美国“汉学三杰”。有人总结：魏斐德以选题和史料取胜，孔飞力以方法和视角着称，史景迁以叙事和文笔见长。 　　史景迁的作品在美国学界也经历了一个被逐步接受的过程。据郑培凯回忆，耶鲁学风相对保守，早年史景迁常受同行前辈圈点：你英文好，但中文底子不够好啊；有人说他压根儿就是用的二手材料；还有人说他根本就是在写小说。然而，老一辈汉学家如费正清的中文更不好，史华慈的中文也一般，但是他们很用功，很会留意。 　　史景迁有一大一小两个书房，常常几个题目一起展开。当他有新发现时，会兴奋得同金安平讲，投入写作时，若有电话铃响，他会不高兴。写作过程中，常有中国来的学生或助手帮他核实材料。即便如此，基本的史实错误时常发生，批评者已经一一指出。 　　史景迁的读者是谁？首先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其次是略偏左派的知识分子。“耶鲁学生很聪明，史先生从来不低估他们，但也知道这些学生没有这个领域的背景，所以需要照顾，也就是说，他的学问不是在正文里展示的，学问在后头，在注脚里。”郑培凯说，“其实，学问中最大的东西，还是对文化传统的一个认识。” 　　70年代，史景迁开的中国近代史课只有四十多个学生。郑培凯毕业后第一次回耶鲁，史景迁悄悄对弟子说：我现在有两百多个学生了。90年代中期，大陆学者马敏在古堡高耸、春藤绕墙的校园里发现史先生的课上每每有五百多人。而郑培凯再一次回去，发现全校最大的讲堂里，七百多学生在听史教授从晚明讲到当下的中国。为此，史景迁曾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31万美元的奖教金。 　　他于1990年出版的三卷本《追寻近代中国》，取代费正清、徐中约的同类通史，成为美国大学里最受欢迎的教材——这意味着，年轻一代的西方人从他的叙述里开始了解中国。2013年，他完成了对这部教科书的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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