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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杨奎松等:国史研究何去何从

http://www.CRNTT.com   2014-03-31 11:04:39  


  中评社北京3月31日讯/北京青年报日前刊载学者杨奎松、韩钢、王海光三位教授漫谈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文章“国史研究何去何从”,内容如下: 

  摘要:中国当代史开始往真正的历史研究过渡,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

  进入21世纪,当代史研究风气转变,展现新的视角,目光下沉,方法规范,从史料入手,重建事实。

  如何整合史料资源,发掘出有用的历史信息,分析藏在史料背后的东西,注意一系列基本制度的个案呈现。

  杨奎松: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受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研究方法又非常强调基层的、人物的和微观的研究,两相结合就带来了一个风气的大转变。

  王海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把历史研究的门槛降低了。只要去做个案,运用这套新的方法,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所得出的结论,就会与过去的历史认识不一样。

当代史研究的转型时间

  王海光:中国当代史开始往真正的历史研究过渡,我认为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你们是怎么看这个学术转型的?

  杨奎松:最早用国史名义出版的就是河南出版社出的那套,但实际上还是没脱离原有的那套思路,写法基本还是比较传统。

  韩钢:那套书的意义主要是在还原重大政治事件时,做了原来主流研究不能做的,或不敢做的一些事,澄清了不少重要史实,也披露了一般人看不到的材料。

  王海光:我的看法是90年代中期以后,史学的路子开始有点不太一样了。一是关于当代历史的研究开始具有民间立场了。所谓民间立场,也就是学者独立的学术立场。

  再一个就是史观这时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革命史观开始往现代化史观的过渡。治史方面开始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着重在史实的梳理,做复原历史的工作。

  杨奎松:我们是1998年开始商量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那时候在国内第一个要找人,第二个是找相关的研究成果,看看有没有人不是从纯粹政治史的角度来研究共和国史。最终找半天实际上没找到,包括研究成果极少。

  王海光:从一种有意识的转型到出成果总是要有一段时间。要说从2000年以后,这是因为这时候已经形成成果了。奎松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早。

  杨奎松:2000年之前做过,但基本是政治和外交。

  韩钢:你有一篇东西是标志性的,写1950年代上海的镇反运动,我曾在一篇文章提到过,好像是发在2004年的《学术月刊》?

  杨奎松:不是,发在当年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

  韩钢:这是你的研究领域开始往当代史扩展的一篇标志性的论文,文章根据地方档案,把高层和地方的政策互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勾连起来,是讨论当代史问题的第一篇论文。

  1990年代以来,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一批非史学、非党史的研究者,开始研究国史、当代史。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比方说李辉,他的著作其实也是当代史,他研究的是当代史个案,比如胡风事件。

  社会学学者对当代史的研究更早一些。孙立平、郭于华领衔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史料收集与研究计划”好像就是1990年代初立项的。

  杨奎松:当代史研究的全面推进肯定是2000年以后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学界开始比较多的有人投入到这方面来了。原来历史学界不碰这块,历史系的人按照传统的观点,一百年之内的东西都是不做的,甭说当代史了。2000年以后,我觉得最大的变化,也是对当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最大的,就是地方档案馆陆续开放了1949年以后的档案阅览。像我就是2003年以后开始跑地方档案馆的。记得当时以上海档案馆为首,案卷已经开放到50年代中后期了,后来陆陆续续一直延伸。

  2001年我到的北大,那个时候北大的硕士生、博士生不光不做,而且也没老师能够带。另一方面近代史、民国史的题目又做滥了,学生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做,这时候地方档案馆1949年以后档案陆续开放,这对学生们显然是一个福音。

  所以这之后北大历史系才开始逐渐有学生往这方面找题目,比较而言,外地学校历史系同学可能走得还早些,2000年、2001年就有学生在选做这方面的题目了。当然,更多的硕士生、博士生都开始选当代史的题目做,是2004、2005年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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