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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的历史之味

http://www.CRNTT.com   2014-05-02 12:20:28

郑培凯初到耶鲁，也发现了美国史学界区别于国内的重要一点，就是没有一个标准史，历史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在国内，他学到的是大历史，宏观，浩浩汤汤；在耶鲁，学的是如何捕捉历史中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每个个体都很重要，不管是皇帝，还是一般的老百姓、贩夫走卒。整个史实就是生活本身。” 　　当时，清史档案中比较重要的部分保存在台中的故宫博物院。房兆楹与当时看管这些档案的负责人相熟，便引荐史景迁去查档。多年以后，当一茬又一茬的记者问他：您什么时候第一次到中国？史景迁很自然地回答：1963年我第一次到台湾，而1974年我第一次到大陆。 　　台中县雾峰乡北沟是一片葱郁的山林，山脚下的库房是防空洞建构，空间狭小，光线不足，许多档案尚待编目。当管理员抱出一堆康熙年间的奏折，客气地问：可是这些？看看有没有用。史景迁在心里称颂：不是有没有用，这是天大的恩赐了！他在那里停留了10天或者两个星期，研读曹寅奏请康熙的折子，有些是纸质的，有些是微缩胶卷——他是第一个摸到原件的西方汉学家。 　　“看到过影印本的《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对皇帝常见的口吻‘知道了’印象颇深。您看着那些朱批，是否也会有种恍惚，感觉康熙就站在您面前？”《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问。 　　用我的话说，那是“一个越过我肩膀的注视”。他是非常坦率的，当然也会发怒。作为一个皇帝，他记下的政事和日常生活出人意料的直白……我喜欢他。他在位61年，平定台湾之乱、三蕃之乱，解决与俄国在边疆的冲突；他把一些秘密放在心里；他最信任的是自己或者说自己的记忆。我后来意识到，在康熙的材料中还有其他领域可写，我当时着重于内政，想知道在他眼里，统治是什么。 　　他早已读过《红楼梦》，知道作者的祖父叫曹寅。“当我在中国正史里读到曹寅是一个包衣（注：包衣阿哈，满语，意指家奴）、织造、巡盐御史时，这意味着什么？他如何应对无限的皇权？” 　　透过这些充当皇帝耳目的密折，史景迁看到了曹寅生活的时代的各种制度，看到了继承帝业的康熙仍在摸索中的治理手段及其相当的弹性；他也看到深得皇帝信任、署理若干肥缺的曹寅是如何深谙见风使舵，懂得利用机会谋利但从不竭泽而渔，闲散耽美，偶尔正气凛然，又安于随波逐流……综合制度、文学、政治各种文献，一个活的曹寅跃然纸上。当中国的粉丝们一个劲儿追问史景迁对于“帝皇”（包括康熙、雍正、洪秀全乃至毛泽东）研究的兴趣，他小声说：我第一个感兴趣的人物其实是曹寅……只是他的开口幅度过小，声音也低，不知是否被听到。 　　“满清征服中国后，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我想知道满清夺走了什么，而中国人又失去了什么？过去我研究康熙、雍正，想知道他们如何在中国建立新秩序，为中国带来什么改变。到后来，我觉得应该去研究被征服的这一方，他们到底失落了什么。”史景迁说。 　　1965年，他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主人与奴隶》出版。魏斐德记得他的导师列文森是如何因这部书而兴奋：“清史研究，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作品。”而作者一出手就显成熟的文笔也令列文森赞叹：“这个人像天使一样在写。” 　　《曹寅与康熙》为史景迁赢得了颇有分量的波特论文奖（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和在耶鲁任教的机会（注：美国名校通常不留自己的毕业生在本校任教职）。 　　郑培凯补充了另一个重要背景：60年代后半期，在德里达的影响下，耶鲁最有名的比较文学系出了一个“四人帮”：保尔•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他们先是结构主义，继而解构主义，总之，相当活跃。历史系不知不觉受到这股弥漫校园的风气的影响，许多学者从观念史转向思想史、社会史，同学们也开始大量接触心理学，读弗洛伊德……耶鲁期间，所有的现代派、后现代派活动郑培凯都参与了。 　　“后现代史学有一个立论叫‘弥缝’，意思是说，他们相信历史叙述中肯定存在缝隙甚至整块的空缺。因为有着深厚的欧洲文化传统的底子（人文的底子），史景迁能够用一种新的眼光、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史料，从中发现一些被忽略的东西——用他的话说，否则就被浪费掉了——他知道在历史中，什么是值得珍惜的。”郑培凯说。 　　所以，当史景迁的第四部著作《王氏之死》1978年出版后，哈罗德•布鲁姆（注：那位写出《西方正典》、《影响的焦虑》的先生）说：“不管它被归于虚构还是历史重构，它是文体和叙事上的杰作（master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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