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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我始终沉迷于17世纪的中国

http://www.CRNTT.com   2014-04-07 10:21:14

“讲故事”的人 　　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所谓“事实”的“虚构性”，“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决定的。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甚至直言：当代史学所关心的幷不是“说明”而是“解释”，即企图重建作为它的文本的各种社会表现意义。 　　事实上，“历史真相”和“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一直是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这在史景迁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史景迁的博士生郑培凯在评价自己的导师时说：“史景迁最大的贡献就是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参照专家的钻研成果，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拨开云雾见青天’，对中国的历史经历有了‘感觉’。” 　　但长久以来，史景迁“说故事”的叙事方式在让其作品畅销的同时，也伴随不少争议。譬如，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参考的资料包括1673年的《郯城县志》、官绅黄立鸿于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写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甚至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他通过一个小县城里妇女和情夫出逃幷死去的故事，试图呈现出十七世纪中国郯城的全貌。 　　史景迁的行文非常具有代入感，但也令一些历史读者对他充满细节描写的句子颇为不适。在《王氏之死》中他写道：“荷花在冬天的绿水里绽放，花香随风而来，有人想把花摘走，但当船过来时，荷花飘走了。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散落在白石上，一枝开着花的枝头从窗外伸进来。”在《中国皇帝》一书的开头，史景迁甚至这样写道：“在遥远的北部荒疆，生活着一群野鹅，这群小有名气的野鹅，在严冬来临中国之前，飞离北疆而抵达中国。边境上的卫士常以它们作为严寒即将来临的标志。我也曾抓到一些，把它们蓄养在畅春苑的水边，它们因之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或许是最独特的一本帝王传记。历史学家许倬云曾形容史景迁：给他一本电话簿，他能从第一页的人名开始编故事，编到最后一个人名。还有传言说，钱钟书当年访问耶鲁时，曾在私下戏称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 　　十年前，在与汉学家卢汉超的对谈中，史景迁这样为自己“辩护”：“将历史和文学合而为一，和将历史和小说合而为一是大不相同的……我想文学更是一种哲学传统，如果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你可以说在历史学者中我比较注意写作的效果，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和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自觉，因为我热爱西方传统中的文学人物。” 　　在他看来，中国的史料叙述本身就已接近说故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样有意思。”史景迁说：“我的书幷不是没有分析和论证，而是不把观点强加给读者。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故事，更好地进入历史，探索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对读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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