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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我始终沉迷于17世纪的中国

http://www.CRNTT.com   2014-04-07 10:21:14

我始终沉迷于17世纪的中国 　　B：关于故事的意义，在你的写作和讲述中，有沈福宗、胡若望和王氏这些“小人物”，他们的故事显然对你来说都有意义。为什么后两者的故事你写成了书，但是没有把沈福宗写成书？仅仅是因为材料缺乏吗？ 　　S：我可能记不得具体的原因了。王氏的材料我得到得早一些，当时正想研究作为皇帝的康熙的反面，所以她的材料对我来说有了特别的重要性。不是说她对其他中国人来说很重要，只能说她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普通人生活的背景。也许早一点或晚一点，我都不会对王氏感兴趣。 　　遇到胡若望的时候，我正在思考中国人对天主教的信仰，以及他们早期对西方的探索。胡若望代表了某种失败的努力，他一个人在国外无法生存。那是 18 世纪早期，他肯定不是这个世纪的核心，但如果知道了他的故事，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理解一些东西。 　　其实我现在对沈福宗还是非常感兴趣，他在17世纪和英语世界发生了联系，也可能将和世界产生更多联系，我仍然想把这个故事讲一讲，但是关于他的材料太令人头疼了。因为他在回中国的路上死了，他的老师不久也死了，所以此行没有留下足够的记录，只有片段，我只能看看从这些片段中能不能得出什么结论。他是天主教徒，并饱读诗书。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在欧洲引起了轰动，还受到了路易十四的接见，英国贵族也见过他。显然，那时候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已经准备好和中国人对话了，可惜沈很快死了。从其他早期赴欧的中国人的例子可以推测，如果沈福宗活着回到中国，那么康熙很可能要和他谈话的，如果有机会，康熙可能会得到关于世界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不过这都是假设了。 　　B：20 世纪以来，人文学科的研究越来越重视科学方法，但你的写作展示了想象力和同情心的重要性。从你的角度，这两者是如何为你的研究提供帮助的？ 　　S：我觉得这帮助我用更复杂的方式来讲故事，展开更多可让人探索和拓展的领域，带来一些新的眼光。但不一定的，也可能会走投无路。很多事情都可能对历史发展很重要，甚至是火灾和地震，有时候不同事件的影响是互相叠加的，仅仅靠史实不能带来那么多层次的真相。 　　B：在写《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时，你用了第一人称，这成了很多人诟病你研究的原因。 　　S：我只是把康熙自称的“朕”翻译成了第一人称，我不能翻译成“皇帝说”，这很不一样，“朕”的意思是“I, the Emperor”，可是反复出现的话，就非常复杂难懂，所以我决定直接用“I”，读者会知道他的意思是说“朕”。有时候他会问包衣一些家常的问题，比如你家里是做什么的，你感觉怎么样，抱歉你生病了，我想，哦，我不知道皇帝还有空问这些，他似乎很想知道包衣家里的一些事情。这种情况下，用“我”也显得更加人性化。 　　B：你写了许多17世纪的中国人，那个时代西方也出现了最早一批“汉学家”，比如贝耶、福尔芒，当然还有著名的利玛窦，他们的研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充满误解，不过他们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启发过你？ 　　S：是的，当然。他们是先锋，做了理解中国的最初的努力。他们激发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中国的兴趣，使他们决定投身其中，发现更多的东西。我始终沉迷于 17 世纪的中国，那恰是很多欧洲的观察者为中国着迷的时代，他们尤其想效仿中国高效的国家管理。 　　B：我可不可以这么总结，历史之所以吸引你，首先是因为历史中的人而不是大事件？ 　　S：大事件是人造就的，是人的经历叠加起来的。如果没有个人的参与和交互连接不会有大事件。甚至天象和神秘主义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关键是我们希望怎样把这些东西组织起来。我在讲座里说过，我的感觉是我们周围的世界一直在改变，我们自己也在改变，我们对事情的解释在变，可以得到的信息在变。现在有些人在研究我，但那不是我的目的，他们问为什么要写某本书，我做的只是利用我可以找到的任何资源，阐明它们。这次来中国，我见了许多学生，做了演讲，我发现他们很喜欢我讲述历史的方式，这让我觉得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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