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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中国自杀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0-05-26 12:16:07

回到一开始所谈到的富士康，2007年，我曾经去过东莞、深圳等地的大型外贸企业采访，与当地的民工维权律师们多有接触。无论如何，相比起凋敝的农村，东莞和深圳对青年人来说是更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场所，而由于跨国企业受限于母国人权保护法案，对富士康之类的大厂多有限制，富士康的劳动者权益状况几乎可以说是东莞深圳等地外贸企业中最好的了。 　　有理由相信，处在城市，几乎完全由年轻人组成的跨国企业富士康，无论相比于其农村老家老龄人和留守妇女，还是相比于其他处于同样农民工地位的年轻人，自杀死亡率都只会更低。 　　因为媒体管制的存在，一家中国中部农村县城的当地报纸不可能如1920-30年代的申报一样，把每一个悲惨的自杀故事都详细报道，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从而引起执政当局对自杀话题的重视。（就如1930年代上海市政府开始认识到自杀问题的严重性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我支持或者反对这样的报道，但我相信，一个正常的媒体环境中，必然会有这种性质的本地小报存在。 　　但是，却会有一家都市报将富士康接连发生的命案当作这一时代的某种特征，跨国企业，台湾老板，低收入阶层，所有这些新闻性因素都使得富士康不得不成为某种程度的“靶子”。对富士康的连续报道，使得人们几乎忘记了这一事实——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在富士康这样的正规外企工作，几乎是他们人生所能遇到的最佳选择了。在我采访到的农民工二代中，进入大型外企工作，几乎是所有孩子们的人生梦想。 　　 　　退一万步说，富士康因为30万人的巨大规模而持续发生跳楼案，成为媒体的众矢之的。但如果没有中国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没有城乡二元之间的巨大差异，没有中国特色的户口制度，没有中国特色的对劳工权利的漠视，是否可能出现这种一家工厂拥有30万人的情况呢？是否可能出现这种资方的严格管理压倒劳方的任何诉求，把泰罗制贯彻发挥到人类历史巅峰的生产组织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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